兵临城下电影剧情李默然「详解」

《长篇传记文学连载》

作者/关捷

内容简介：本书详尽地描述了著名表演艺术家李默然的人生和艺术道路，生动形象地展示了这位曾经是只有小学三年级学历的苦孩子，经过极其艰辛的努力，创建李派话剧艺术，终成一代大师的过程。特别对经典作品《甲午风云》、《报春花》、《李尔王》、《夕照》的创作细节，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再现，既有花絮趣事，又有专业的艺术知识。李默然所塑造的邓世昌，成为不朽的艺术形象；李默然版《李尔王》，得到国际莎士比亚学会主席菲力浦•布罗克班克的盛赞，让世界从此敬重中国话剧。

中国话剧历时百年，李默然先生18岁登台，将60多年的金色时光奉献给话剧舞台。因此本书既是个人传记，又是中国话剧史上重要的一章。书中既有妙趣横生的舞台银幕生活，也有同志、亲人间真挚的情感故事。同时，不乏深入浅出的思想艺术分析。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根据曹禺生前的长篇论文，以故事的方式，生动地揭开了李默然“英雄形象专利”的奥秘，使得该书具有理论厚度，意义更为重大。有评论说，从未有人这样写过传记，这是只有新闻人才会有的独创。因此，也可以说，新颖独特的风格，贯穿全书。

　《熊迹》打造出全新的公安局长

1974年1月23日，李默然看到了新华社头一天发表的长篇通讯《苏联间谍落网记》他觉得挺有意思的，就逐字逐句地往下看——

我有关方面掌握的大量确凿的事实表明，在苏联当局的指使下，苏联驻华大使馆有一批人员披着各种合法外衣，滥用外交特权，进行间谍活动，猖狂地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粗暴地践踏公认的国际法准则。苏联驻华大使馆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和苏联派遣特务分子，自以为他们躲在阴暗角落里偷偷摸摸干的见不得人的勾当无人知晓。他们太愚蠢了。他们的罪恶活动，逃不出有着高度革命警惕性的中国人民雪亮的眼睛。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五日夜晚，首都的大街上，行人已渐渐稀少。一辆灰白色的苏制伏尔加牌小轿车，从苏联驻华大使馆匆匆驶出，穿街转巷，往东北郊疾驰，在离市区约九华里的北环东路的一个阴暗处，骤然停下。从车里鬼头鬼脑钻出两个人来。这两个人，一高一矮，朝着前面约一百七十米处的西坝河桥走去。高个子手里还提着一个沉甸甸的旅行包。他们来到这座约十五米宽三十米长的桥的东北角，停了下来，左右张望，然后一前一后消失在桥下。那辆灰白色的小轿车，车号是“使01―0044”，载着一男两女，继续往西北快速离去。　　这五个人就是苏联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马尔琴柯夫妇、三等秘书谢苗诺夫夫妇和武官处翻译科洛索夫。他们在离开苏联大使馆的时候，煞费苦心地进行了伪装。汽车由马尔琴柯亲自驾驶，他的老婆和谢苗诺夫的老婆掩护谢苗诺夫和科洛索夫伏在汽车里面。为了在行进途中停车下人时不易被发现，他们还改装了汽车尾灯电路，踩闸时使得尾灯不亮。他们在黑夜的掩护下，匆匆去干着肮脏的间谍勾当！　　高个子的谢苗诺夫和矮个子的科洛索夫躲藏在桥下面。这时，已是晚上九点十分。太阳宫人民公社的田野里，一片寂静，除了附近村子里传来几声狗叫声外，只偶尔有几辆汽车从西坝河桥上驶过。　　约莫二十五分钟后，桥的西头突然出现两个人影。他们在桥上徘徊了片刻以后，走到东北角的桥头，发出了对暗号的声音。然后，就钻进桥下。这两人就是苏联派遣特务李洪枢和他的同伙。据后来李犯供称，他走下桥后，谢苗诺夫两眼紧紧地望着他。李洪枢重复了接头暗号。于是谢苗诺夫就一把搂住他拥抱起来，一边还用俄语喊着：“亲爱的阿麟！”（“阿麟”是李犯同谢苗诺夫、科洛索夫对暗号时用的名字）。李洪枢随即将一个白口罩交给谢苗诺夫，这里面藏着一份用小塑料口袋密封的密写情报和按照苏修特务机关的指示退回的大头针形密写工具。谢苗诺夫就把那个沉甸甸的手提旅行包交给了李洪枢。这时，敌人以为得计，忘乎所以。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　　正当这些家伙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进行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罪恶勾当的时候，西坝河桥上空出现一道红色的信号弹。接着，升起了照明弹。我英勇的民兵同公安人员一起，从四面八方直奔西坝河桥下，“抓特务”之声响成一片。　　桥下的特务、间谍分子，顿时乱成一团。谢苗诺夫见势不妙，随手将他刚才从特务分子李洪枢手中拿到的藏有密写情报的白口罩，扔进旁边的河沟里，妄图毁灭罪证。但是已经太晚了。谢苗诺夫等就在作案现场――西坝河桥下被我公安人员和民兵拿获。当场还缴获了谢苗诺夫给李洪枢的手提旅行包，被谢苗诺夫扔掉的白口罩，也为我机智的民兵在河沟里捞起。 谢苗诺夫等被当场拿获，惶恐万状，浑身打颤。人们发现，原来这两个苏修间谍分子作贼心虚，在作案前都化了装。谢苗诺夫在他的西服外面罩上了一件蓝色的中国普通棉大衣，科洛索夫则身穿一套蓝色中国制服，头戴一顶蓝色单帽，脚穿一双黑布鞋。两人都戴着大口罩。　　愤怒的人群纷纷质问道：“你们是什么人？”谢苗诺夫慌张地用结结巴巴的中国话回答：“我是苏联大使馆的。”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他的外交官身份证。人们更加愤怒地大声质问：“你们是苏联大使馆的，深更半夜，跑到郊区这个桥下面干什么？”面如土色的苏联间谍分子不知所措，无言以对。　　公安人员和民兵当场在间谍分子面前，打开谢苗诺夫交给李洪枢的手提旅行包，里面是一个用深灰色间白色的毛毯裹住的大包。包里有两个长方形的蓝色袋子，袋里有一部由快速收发报机组成的小型电台（这部电台分装在两个黄色的金属盒里，盒盖上漆有一个红“十”字和“为人民服务”字样，作为伪装），一张关于如何架设天线的示意图，苏联特务机关为其派遣特务李洪枢规定的一张电台联络频率时间表及联络方法，一张紧急联络用的频率时间表，苏联特务机关给李洪枢等的一封密写“指示信”，一份在中国秘密建立反革命组织的纲领，两封反动信件，两瓶密写显影药，八包用来保护收发报机的防潮粉，一张苏修特务机关伪造的我边境空白通行证和一份指示如何填写伪造通行证的样本，以及特务活动经费人民币五千元，北京市布票和粮票、面票，等等。真是人赃俱在，罪证确凿。　　苏修间谍分子无可抵赖，不得不低下头来。这一切都被摄入了镜头。　　就在这个时候，马尔琴柯驾驶那辆挂着“使01―0044”牌的灰白色伏尔加牌小轿车，带着他的老婆和谢苗诺夫的老婆，又疾驶而来。这是准备接走谢苗诺夫和科洛索夫的。我公安人员当即将它截住，并将这三个苏联间谍分子拘留起来。　　长期以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了颠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不断地派遣特务间谍潜入我国，进行搜集情报、建立反革命组织等颠覆破坏活动。这次被捕获的李洪枢就是由苏联军事情报机关在一九七二年六月派遣来的特务。　　据李犯供称，他是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从特务电台里收到苏修特务机关的“指示”，按照它的规定，在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五日上午九点多钟用微型无线电信号机向苏联驻华大使馆发出信号，取得联系，并在当天晚上九时半至十时间去西坝河桥下，同苏联驻华大使馆的人员秘密接头，接收一部新的特务电台和其它间谍用品，同时递交情报。　　对特务分子李洪枢的审讯表明，这次在西坝河桥下被我缴获的间谍用品和活动经费等，还只是经由苏联驻华大使馆提供给他进行特务活动的用品和经费中的一部分。　　李犯还供称，他除了通过特务电台直接接受苏修特务机关的“指示”和直接为苏修特务机关提供情报外，还多次通过苏联驻华大使馆秘密转交密写情报和接受苏修特务机关的密写“指示信”。在这些信里，苏修特务机关多次指示他进行各种间谍破坏活动。在这次缴获的“指示信”中，就给李犯规定了在北京同苏联驻华大使馆间谍分子传递情报和交接特务工具的四处秘密点，对他提出了搜集我党政军等方面情报的具体要求，还要他在领取新的电台后“要保证稳定的通讯联络”，等等。　　我有关方面掌握的大量确凿的事实表明，在苏联当局的指使下，苏联驻华大使馆有一批人员披着各种合法外衣，滥用外交特权，进行间谍活动，猖狂地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粗暴地践踏公认的国际法准则。苏联当局最近还口口声声要同中国“建立正常而良好的关系”，难道你们就是这样来建立正常而良好的关系的吗？　　苏联驻华大使馆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和苏联派遣特务分子，自以为他们躲在阴暗角落里偷偷摸摸干的见不得人的勾当无人知晓。他们太愚蠢了。他们的罪恶活动，逃不出有着高度革命警惕性的中国人民雪亮的眼睛。　　事实上，无论是派遣特务李洪枢的反革命活动，还是苏联驻华大使馆一些人员的间谍活动，都早已为中国人民所觉察。因此，当他们在一月十五日晚上进行肮脏的反革命勾当时，就无一漏网地被我当场拿获。　　马尔琴柯、谢苗诺夫、科洛索夫等五名苏联间谍分子，已于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九日被我国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并于当天被立即驱逐出境。对背叛祖国、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效劳的特务分子李洪枢等，正在继续审讯中。这是对苏联政府和苏联驻华大使馆的严正警告，如果他们胆敢继续在中国进行这种罪恶活动，他们必将自食其果，绝没有好下场！

李默然读到这里，心说：这个案子要是拍个反特片倒是蛮好看的。可又一想，反特片早就不拍了，现在还不知让不让拍了。 这个长篇通讯是新华社老记者著名记者穆青与著名编剧王文林。王文林是经典反特影片《铁道卫士》的编剧。后来调到公安部创作组。

1974年1月15日夜，周总理亲自审阅《苏联间谍落网记》。看完后，总理对王文林进行了温和的批评。总理说，“王文林同志，你是搞公安的，但要学习国际法，你在文中写了‘捕获苏修间谍谢苗诺夫’，这个提法不妥，谢苗诺夫是苏联大使馆的一秘，按国际惯例，是享有外交豁免权的，这样见报后(指捕获一词)，外国人会笑话我不懂国际法，你说对不对？”后来经当时外交部的安致远、钱其琛等同志反复推敲、商榷，将“捕获”一词改为“拿获”。 三个月后，即1974年4月，周总理在住院前夕，亲自点名让王文林将通讯改成电影。

反特影片，是中国电影一个极其特殊的样式，它相当于西方的侦破片，又有严格的区别。因为它表现的不是一般的仇杀、情杀等刑事案，而是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间谍案件，故事多取材于真实的反间案例，一般是对美蒋特务对新中国的颠覆行动的侦破。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是我国反特电影的高产时期，产生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像《秘密图纸》、《寂静的山林》、《虎穴追踪》、《国庆十点钟》、《徐秋颖案件》、《铁道卫士》、《跟踪追击》、《羊城暗哨》等。　 文化大革命期间，反特影片彻底停产。观众只好听之任之地去看朝鲜的《看不见的战线》 、《原形毕露》等。

长影知名导演赵心水看了《熊迹》的剧本，认为很有新意。

{人物档案：赵心水(1929-1989)中国著名导演。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参加抗日运动。

　　1944年10月加入八路军，在渤海军区教导队任文化教员。后到东北纵队十八师宣传队参加解放战争，荣立过战功。1950年，他被送入中南军区部队艺术学院戏剧系导演班学习，毕业后，调入长春电影制片厂，从事导演工作。1963年，他导演了成名作《冰山上的来客》。影片将抒情色彩与惊险情节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一部新颖的反特影片，片中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被广泛传唱。该片创当时故事片上座率最高纪录，赵心水也因此而荣获1964年长影厂“小百花奖”的最佳导演奖。此后，他拍摄了《特快列车》、《熊迹》等影片。}

赵心水在《熊迹》的本子里看到了至少三个方面的新意。一，这是第一次反映苏联老大哥“特务”我国的影片，具有开创意义。中苏关系破裂以来，苏联特务一直没有停止在我国进行间谍活动，特别“九一三”事件后，更加猖狂。谢苗诺夫苏联间谍案是典型案例。二，这是文化大革命后期，高压政策放松后的第一部反特片，创作禁区少了。三，这是我国第一部彩色反特片。所以，他要拍出全新的意义来。他决定，影片遵循艺术规律，尽可能不搞标语口号，不生硬地塑造“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强调生活化，走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于是，赵心水想起了李默然。他相信，李默然能突出条条框框，创造出全新的公安形象。因为在《兵临城下》中，李默然塑造的那个别具一格的地工干部姜部长的形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未完待续）

审核总编 傅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