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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托尔斯泰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开头这样写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不仅传递出关于家庭生活的一般洞见，还暗示了大众约定俗成的观念：人们对于“幸福”或“不幸”的认知，已经和家庭生活牢牢绑定在一起。
与现实中的家庭对称的，是文学中的家庭叙事：从俄狄浦斯的悲剧到安提戈涅的选择；从红楼梦中人到《变形记》中“人”；从贡布雷的晚间家庭聚会到马孔多的百年家族传奇……只要人类还在大地上繁衍生息，就永远有人讲述他们的家庭故事——一个经典的家庭故事就是人类历史的一枚切片，文学永恒的载体。
《细雨》，作者：（西班牙）路易斯·兰德罗，译者：欧阳石晓，版本：S码书房 | 作家出版社，2021年8月
质疑叙述话语的真实性
西班牙当代作家路易斯·兰德罗的《细雨》，看似只是一则普通的现实主义家庭情节剧，事实上却是对传统家庭叙事的一次颠覆。故事本身并不复杂：多年以前，父亲死了，母亲和三个孩子的生活从此彻底改变。孩子们不得不从童年的幻梦中走出，面对冰冷残酷的现实。他们成长中经历的痛苦导致成年后的家庭关系走向分崩离析。很多年后，在母亲八十岁生日来临之际重新相聚，儿子加夫列尔决定借此机会让疏远的家庭成员重新聚在一起，弥合过去的创伤。
路易斯·兰德罗，1948年出生于巴达霍斯的阿尔布凯克，1989年以小说处女作《晚年游戏》一举成名，后又出版小说《幸运骑士》《魔术师学徒》《吉他手》《今天，木星》《一个不成熟男人的画像》《细雨》等，是当代西班牙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然而，在路易斯·兰德罗的精心设计下，叙述的话语本身，代替故事情节成为小说的主体。那场可怕的“生日聚会”甚至从未真正开始就已经结束了。故事中的人物从戏剧化的情境中抽离出来，被悬置于一个风平浪静的时刻，每个人都是幸存者，讲述着关于各自生活的故事。路易斯·兰德罗用电话里的对话创造了一个纯粹属于“言语”的空间，他们讲起爱与嫉妒，讲起欲望和现实的冲撞，讲起贫穷带给人的重负，讲起婚姻生活中的阴暗秘密……而处于话语中心的主人公奥萝拉，倾听着一切——与其说这是一个现实中的人物，不如说奥萝拉是小说的理想读者，她不仅倾听着每个人的故事，也倾听着故事的弦外之音，倾听着沉默中的谎言……
这些叙述话语具有丰富的解读空间，每个人的悲剧命运都有其社会根源，每个人的痛苦都有其心理依据。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换做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托尔斯泰来写同样的故事，语言将确定地指向人性的深渊。路易斯·兰德罗却跳出故事之外，质疑着这些话语的真实性：
“……它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讲述，尽管只是为了让它们在每一次重述时听起来更真实、更具有戏剧性，因为在回忆的沸水中，即便是最琐碎的情节也会随着年月的累积而获得一记警告或一个计划所具有的意义和重要性，甚至最终会成为组成命运框架的一部分。那一切当然都是以跟事实的本质相符的夸夸其谈的方式讲述出来的，如果说它们在一开始无关紧要，甚至有些好笑，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会被赋予一种传奇性的维度，在那个维度里，幽默和讽刺事先就已经被禁止了。”
一场“词语”之雨
路易斯·兰德罗并没有否定事物深处的本质，他强调的是话语的夸张与含混性造成的风格上的偏离。比如安德烈娅讲述的自杀事件，在母亲看来只是一场孩子气的闹剧，而安德烈娅却以一种浪漫化的语言描述自己当时的绝望。两种叙事的矛盾，让我们清晰意识到：即使针对一桩共同经历的事件，不同的人也会诞生出完全不同的叙事方式。换言之，我们只能体验语言使我们可以理解的那些事情。一旦事情过去，话语就开始走向分裂，并且反作用于现实。
从这个角度讲，《细雨》中的“雨”就好像一场“词语”之雨：话语吞噬了现实，改变了现实的形态。正如小说开头：孩子们的父亲将一幅被遗弃在地下室的陌生人肖像画捡回家，挂在客厅中央，他告诉孩子们，画像中的人是他们家族的祖先——伟大的冒险家“彭塔波林”，并为这个虚构的人物编造了无数传奇故事。这个浪漫的谎言让人想到小说之父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正如堂吉诃德因痴迷骑士小说踏上游侠骑士的疯狂旅程。《细雨》中的主要人物（加夫列尔、索尼娅、安德烈娅）几乎就是堂吉诃德的现代回响。而他们命运的悲剧性也来源于话语的魔力，他们的欲望并不是自发的，而是故事投射在现实的虚弱幻影。于是，他们“永远像孩子一样天真，每个人都被囚禁在了童年”。
小说之真实的诞生
在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扔掉“彭塔波林”的肖像画，强迫孩子们进入现实世界。母亲这个形象犹如现实的冰冷化身，时刻提醒着孩子们世界真实的规则：为物质付出劳作，抛弃对于未来的幻想，为实现阶级跨越而进入婚姻……而死去的父亲，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形象不断拔高，他的存在，被视为梦想生活的可能性。
这不仅是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更是语言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矛盾。作为弱者的孩子们，唯一的对抗方式即不断叙述自己的故事：索尼娅的婚姻故事，安德烈娅的爱情故事，加夫列尔关于幸福的论文也是一个故事——即使这个故事是借沉默之口说出的——他之所以无法完成它，是因为他的“幸福”仅仅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
作为一部家庭小说，《细雨》存在着文本上的自反性。它不仅怀疑着家庭中人与他人发生关联的方式，还怀疑着我们信任的传统家庭叙事，怀疑人类古往今来建构出的关于家庭话语的可靠性。路易斯·兰德罗借一出家庭戏剧，呈现出小说的语言学转向。语言不再是神奇的魔术棒，而是一个漏洞百出的工具。虽然某种程度上，这是人类探索自我与世界的唯一工具。而人类使用语言的方式，大概就像西西弗斯，每日将巨石搬上山，又任其滑落，只是一些注定失败的尝试，而这正是一代代作家的使命。
“……尽管什么也没发生，但人们却永远、永远都不会停止讲述，假如地狱真的存在，人们也会继续在那里几个世纪几个世纪地继续讲述下去，一而再再而三地给语言的玩具上发条，试图对世界加深一点儿理解，在生活的荒诞中摸索。也许在寻找某根弹簧，能够打开盲目的固执，像魔咒之于阿里巴巴的山洞一样，带我们发现饱含着理性、光明以及事物确切的含义的伟大瑰宝。”
二十世纪末，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写下他的人生传记，题目是：活着为了讲述。所有的作家都梦想着成为完美的故事讲述者，也总是信任书写能够填补被历史遗忘的空白。路易斯·兰德罗却怀疑，无论人们如何讲述，都无法接近生活的真实。因此，我们既无法信任“现实”，也无法信任“讲述”。然而，正是在这两种永恒的失败之间，诞生了现代小说的真实。
作者 | 瞿瑞
编辑 | 张进 李阳
校对 | 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