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农村电影剧情片「分析」

文丨Mr. Infamous

近年来，论及同志电影的发展，台湾在大华语区域内已经是遥遥领先。尤其是2019年同性婚姻合法后，相关题材愈发变得繁荣和多元，其创作视角，大的方向是平等化、日常化，为同志人群的现实生活也起到了积极进步的推动。

陈熠霖执导的《金钱男孩》是应运而生的一员，并且很争气地入围了戛纳「一种关注」单元，只可惜最近有了观赏机会后，落得了豆瓣4.5分的超低评价。

这本不该是它的下场，因为至少，它还有着一个相当不错的题材。功利点讲，就是依然有看点，有爆点，有话题度。

电影顾名思义，聚焦的是一群为金钱出卖身体的男孩。男主角阿飞（柯震东饰）从乡下来到城市，一心想要赚钱养家，机缘巧合之下被前辈晓来（林哲熹饰）引领入行，还发展出一段恋情。奈何因为意外，这对情侣要到五年后才能重逢，但这个时候，物是人非的不止是他俩，还有围绕在他们身边的整个群体。

它跟二十年前同样入围「一种关注」的《蓝宇》相仿，都关涉同性情谊，不对等的权力结构、剥削关系，乃至一整个空濛背景下的集体迷惘等等。

《蓝宇》

但很显然，即便不谈整体品质，放映时间也足以注定它们截然不同的命运。《蓝宇》如果是当下的电影，大概不会有被无数影迷，尤其是同志影迷奉为圭臬的高度。

早生二十年，是它作为华语同志片的天时地利。那更重要的人和，则是对男女两性、同异性向洞若观火的关锦鹏，前卫地精通了边缘情与欲的勾勒。而且，在同类电影凤毛麟角的时代，影迷可以对一部带有禁色的电影报以焚心似火的期待，甚至在终于能够观看的时候，衍生出带有某种朝圣性质的滤镜。

但在互联网早已深入普及的时代，相对井喷的LGBT题材早已拓宽了目标观众的眼界与口味，龟缩不止一步的《金钱男孩》就连猎奇的诱惑都无法持续太久。

换句话说，它没有足够分量的尺度。这里说的尺度，不仅指《蓝宇》级别的裸露场面，而且指对观众思想进犯、拓展与感染的能耐。这两者，《金钱男孩》都不具备，不怪观众轻忽，乃至回过头来，更觉失望。

何况，哪怕「一种关注」单元关注的电影再生涩，再小众，内里也是有态度，有声量的。这影迷默认的门槛，把电影带来的落差感又推高了一层。

《金钱男孩》在逆水行舟，当中最为突出的落后性，很值得展开讲讲。

它首先不具备充分的当下意义，却希望代表某种意义上的当下。电影里的时代背景是被刻意模糊的，陈熠霖甚至会通过大量乡镇场景的呈现，实现对更有时间痕迹的城市景观的挤占。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把故事背景归结到大约十至十五年前的那个阶段。除了通讯方式与习惯等等，还有两点比较明显。一是汪峰在2007年推出的《北京北京》成为串戏的曲目，阿飞听晓来两次唱歌，都是这首，而且正好时隔五年。

二是陈熠霖自己也提到，大概在十五年前，少时移民去奥地利的他得到了在北京当交换生的机会，而身边就有一些朋友，属于金钱男孩这个群体。在他们进行肉体交易的背后，往往有许多关乎帮扶家庭或追逐理想的隐衷。

他想把曾经触动过自己的旧人旧事，在当下完成不只停留在怀念、尊敬层面的再现，如同对付一块琥珀，但是要剔除掉异性恋部分，须知那些朋友提供服务的对象，并不局限于同性。《金钱男孩》因此是有封闭性的，它必须要在促狭的空间里实现有效的叙事，以及私人情感的凝聚。

与此同时，陈熠霖又有许多同类作者的野心，就是博取作品的普世性。他认为《金钱男孩》不是单纯的性少数主题，不是特定年代与地域的故事，而是要去代表一类群体，这个群体是以阿飞为代表的，但所代表的，并非同性恋或者金钱男孩，反倒是为了家庭和家人义无反顾牺牲自我的人。

电影主题乍看之下得到了跃进，实际上暴露出很矛盾，甚至说很落后的割裂感，即电影的主题、噱头明明享用了相关群体的题材红利，但是创作者却自我设限地回到了保守的位置，相当于把这些从暗处揪出来的人展览一遍后，就丢回暗处。

刚才为什么强调故事发生的时间，就是因为那个短短的时段，国内大环境对同性恋的态度稍微走向一点开明。像是吕丽萍在当时公开反同，不只招惹同性恋群体与相关权益方、公益团队反对以及抵制，而且引来学界、娱乐界乃至各大媒体（包括央视）的批评。

很可惜，身为《金钱男孩》的导演站在当下，带着西方现代眼光重回那个似乎一去不复还的时代时，未能在相对暧昧的电影之外，坚定一些至今依然迫切需要的铿锵态度。

这就涉及到消费。而消费这个动作，又是陈熠霖在创作中竭力避免的。当然，我相信他的初衷，会包含为这些背负污名的人群发声、正名，只是当电影的外延性受到人为切割，往内展现阿飞、晓来、阿龙（白宇帆饰）他们声色犬马、光怪陆离的经历时，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满足大众窥视的消费。

说到底，在如此脱钩的叙述里，被关怀的对象并不是具有特殊性的他们，而是更有普世性的不得不为生计、为他人而苦苦活着的广大人群。金钱男孩工种与同性群体取舍的特殊性，戏里戏外都不能激发出必要的合法性，于是彻底沦为棋子，或是弃子。

而《金钱男孩》即便抛开这一层意味，也是一部相当老套的电影。它所展现出来的，依旧是同类电影的三板斧。

比如，叙述基础是非主流性取向、金钱交易职业给当事人带来的耻辱感、疲惫感和某种别扭的成就感，还有以直男族人为代表的不解、厌憎，以及从中映射的主流社会环境的压迫。在这些压力的围剿下，当事者对金钱、爱、安全感等等的渴望，愈发显出卑微、恐惧甚至怪奇。

这种聚焦边缘群体的叙事模式，在最近十来年里，即便是之于华语电影，也被用滥了。在很难看到同志电影的时代，这种模式所能引发的共鸣，早就因为过分重复，以及民间内部递增的认同、包容，而有所削弱。

《金钱男孩》的观念、视角，哪怕有特殊行业打底，都是无比老套的。甚至可以说，也比不过早年间的《美少年之恋》等电影的姿态。这实在是可惜了导演欧洲移民的背景，在各种思想启蒙、叙述对比之后，依然只能用国内古旧的眼光来构建当下的电影。

而且，它的视线也有焦点偏差和模糊。不只是金钱男孩乏味地引向家庭牺牲者的「升华」，而且因为背调得知他们多是在为母亲、妻子牺牲，又莫名引向对女性的讴歌，甚至让曾美慧孜扮演的两个同妻，仅仅因为得到了丈夫的牺牲与爱，就觉得幸福，反过来蜕变为包容的母性、妻性圣像，淹没结亲背后的悲剧性、复杂性。

再有就是，《金钱男孩》本来还有一些很可贵的观照，就是阿飞、阿龙他们，不是城市级别的，而是乡镇或者乡村级别的，他们的学识、眼界、身材、包装等多方面的局限，注定了在城市谋生的分外艰险，那阿飞在不到五年时间里获得成功，背后是阶级跨越的实现。当中不只是有故事，而且有许多发散性的探讨价值，可是都没有被真正聚焦过。

陈熠霖之前还有一部短片《小宝贝》，关注旧时代、老乡镇的人与事。长期脱离中国生活的他，未能在这部接续的长片里，把相关话题进一步地深化。

具备一定「外宾」属性的《金钱男孩》，像是一个根据冲奖标准来装配的套装，只是以满足西方喜好的整合方式，包装一个自己也并没有预想中熟悉的故事。所以里面的人设，还有他们相关的人生历练、思想转变，戏里戏外都充斥着背离中国生活的阻隔，哪怕是最该圆顺的台词、场景，都极其生硬。

分崩离析之间，层出不穷的尬戏更是灾难。本就虚浮的故事，在漫长而起伏的表演要求下，柯震东更是扛不住，他的木讷、空洞，根本不能代表一代人、一类人空心的茫然，只能强调演技在这复杂人物身上的严重不适。

相反，林哲熹、曾美慧孜、白宇帆等主要演员，都有表演层次上的拿捏，可惜即便是有宗族关系的人，语言都不能在一个平面上，遑论表演体系。越是各有亮点，就越是增添割裂的观感。

也就是说，我们很难在一个各自为战、南辕北辙的小世界里，看到那些干花一样的情感，或者说看到了，也无从相信与投射。这部难以自洽的乱炖电影，提前在讨巧的动作中炖老了。

更可怕的是固步自封后的退步，尤其是放在开头所说的台湾同志电影范畴里看。「同志亦凡人」是文明的体现，但对平等、日常的追求不代表抹掉非主流同性恋之于主流异性恋的特点。

《金钱男孩》偏偏在伪多元的情状下，消解了这群男孩最值得关注的标签，并迫不及待地躲到传统家庭模式的壁垒里，去做那所谓普世的大梦。

看起来，他是要让同性恋电影获得异性恋电影的「位置」，然而空余考究摄影的《金钱男孩》根本不可能触及「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断背山」的内核高度，反而因为粗糙、割裂，曝光出舍本逐末的质地。

同性恋电影能像异性恋电影一样，让观众忽略性别设定，感知相同爱情，并探入爱情本质，只能是一个美好但无谓的愿景，因为二者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尤其是前者必然要在同等纯粹的情感之外，面临更多社会、家庭与个人的残酷考量，而这剑指绝对意义上的不公，断不该掩耳盗铃。

那电影作者在呈现同性关系时，也许更该在差异中体现出人文关怀，而不是反过来，通过抹掉差异来获取并不存在的共性升华。在责无旁贷地推动大众观念进步这方面，《金钱男孩》很遗憾地，成了一个触目惊心的反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