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的惩罚电影剧情「分析」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见过这样的故事：
被拐卖到山村的妇女，在多年后终于有机会成功出逃了，却又为了孩子留下来，自此奉上余生。
或是纪录片[生门]里的一些个正发生的现实主义：
产房里的高危产妇，大出血时刻像一个无法被关停的水管。
可即使在生命与子宫的抉择时刻，她依旧留下了“为我保下子宫”那样一句温柔又痴痴的话语。
母性，究竟是女人的天性？还是文化建构的神话？
一个不爱孩子的“母亲”，是存在的吗？又是符合自然的吗？
一个为了生孩子付出一切的女人，和一个为了堕胎付出一切的女人，谁更符合社会期待？
对这些问题的偏好，或许决定了你如何看待这部电影——
2021年第78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得主：
[正发生]。
一个普通堕胎故事
给地上铺上床单，准备一盆热水，将双腿支起打开。
从家里偷拿出来的金属衣架被放火上烤炙，之后，它将被搅入身体深处，完成第一次的DIY堕胎。
[正发生]里这段让人沉浸式肉体疼痛的情节，在[钛]里也见到过。
事实上，[正发生]在很多层面都让人想起去年同样以奇情生猛闻名的戛纳片[钛]。
就连这类激进片的“标配”新闻——影评人当场被吓晕抬走都如出一辙。
如果一定找个词概括，它们都算：子宫题材。
所不同的是。
[钛]概念先行，利用科幻的形式和人类女性与汽车交媾产子的Breaking News来一鸣惊人，进而走向新人类、新性别探讨(更多阅读可点链接)。
[正发生]则以片名自带的以古喻今的政治性，聚焦现实题材：一个“普通”堕胎故事。
由80后女导演奥黛丽·迪万操刀，改编自法国著名女作家安妮·埃尔诺的自传体小说。
它以一种冷酷又强韧的尖锐姿态，和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母性神话”做出切割。
这是一部叛逆的讲述在不能堕胎的年代女性以身体战斗付出一切代价完成堕胎的“历史片”。
1960年代初的法国。
文学系学生安妮(安娜玛丽亚·沃特鲁梅 饰)夜间和女友们挑选性感内衣、参加趴体，谈论男生；
白天的课堂上，被抽查课业的女同学一语不发，十足一副狼狈难堪。
从朋友口中才得知，因为意外怀孕，女同学即将退学结婚。
在那个时代，每一个大学生都是天之骄子。
女大学生的数量本就相对稀少，而她们一旦怀孕，并没有被提供堕胎这个选项，退学结婚，几乎是一条既定路线。
所以男闺蜜随性的吐槽：“又走一个啊，我有预感，说不定到最后只有你还在读。”
可是，问题是，安妮自己的生理期也异常了。
她出身在一个工人阶级家庭，上学、读书，被寄予了最高期望。
“你长了一双看起来就不是做活计的手。”
“拿了钱，去买书吧。”
母亲在金钱和行动上支持她，安妮自己也是个实打实的学霸，可是未来却被意外怀孕打断——
在诊所里，医生平静的宣布，她怀孕三周了。
安妮的第一反应是：“请你做点什么。”
当禁堕胎的条文和伸开双腿躺在诊所的当下重合，安妮这样的年轻女性或许才第一次明白，怀孕究竟意味着什么。
医生的话明白无误，冰冷扎心，也不过是男权社会对女性子宫全面围猎的一个侧写罢了：
“那不可能。你和我都会进监狱。”
可这还远不是最糟糕的。
毕竟，无数年轻女性已经用极致昂贵的代价指出一定要追求自由的那条路的黑暗归宿：
在地下小诊所黯然死去。
安妮要如何选择？
三周。五周。七周。
电影用类同于[四月三周两天]式的时间切割形式，来展现女主在不同时间里的生理、心理变化。
那同时也是安妮夺回身体控制权的艰苦卓绝的战斗的倒计时。
夺回身体控制权
所以有了本片据说让影评人无法承受的颇具冲击力的三场堕胎戏。
第一场，女主角自制工具，将长而尖细的金属衣架深入身体内部。
直到搅弄出血，用尖锐的疼痛为第一次流产画上休止符。
第二场，怀孕第12周时，女主角走入了非法地下堕胎屋。
在长达3分钟的固定镜头里，女主撑开双腿，以静默的姿势和短促的抽泣声，将堕胎对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变成一次艰难的观影体验。
第三场，在所有的努力全部以失败结束之后，女主角仍旧完成了一场身体之战。
当她坐在卫生间的马桶上，浑身颤抖，泪与汗水在灯光投下的阴影里若隐若现，没有任何尖叫和歇斯底里。
只是摄影机从面部转移到下体，马桶里是红色的血液，还有那联结身体的长串脐带。
此刻，没有任何人能在这种扑面的赤真里无动于衷。
如果你感觉到被场面“冒犯”，那么事实上，身体在这里既是疼痛的苦难，也是反叛的武器。
此前，几乎没有任何电影以此种程度展现过堕胎的疼痛。
它不仅是肉身的疼痛。
更是政治的、文化的疼痛，那是女性个体面对强力绵密的男权系统身体力行的绝地反击。
她几乎堵上了一切，即使有可能以生命或坐牢为代价。
失败。再次尝试。
失败。再次进行。
失败。依然继续。
一如第三次之前，女医生的坦承不安：“你的身体要承担巨大的风险，这并不是个好主意，你确定要继续？”
但你在安妮的脸上找不到片刻犹豫：“确定。”
因为，她只能靠自己了。
去公共医院寻求帮助时，医生连那个词(堕胎)都拒绝说出口。
所给出的所谓“堕胎药”，当然也并非真的堕胎药。
“堕胎药”被光明正大的偷梁换柱为保胎药物。因为在他们眼里，这甚至“不是一种女人自己的选择”。
法律制定相关罪行，让公共系统阳奉阴违，同时也击溃女性联盟。
安妮在学校里最好的两位女性朋友，平日一同分享情欲也彼此课业互助。
可一旦安妮在堕胎事宜上寻求帮助，两位女友却一反常态又毫不意外的表示了拒绝。
那男性呢？
孩子的父亲，让安妮怀孕的异地男友，在孕期第九周时第一次出现。
他只想继续寻欢作乐，对安妮的焦虑不安不仅无法感同身受，甚至对之冷嘲热讽。
“我能怎么办，我又不是医生。”的割席话语背后，真实隐含的是“我又不是女人”的厌女症。
性爱的欢愉同样享受。
但男人却能从本该承担的责任中逃脱，在所有危险和不可预测中，站得远远，冷漠旁观。
在学校里另一个对安妮表现了善意的男性好友。
当得知安妮怀孕之后的第一反应是“我从没想过你也会做这种事”，随之便提出性邀约，来交换帮助。
毕竟，在他眼里“你都怀孕了，也不会怎样的。”
没有人，真的尊重她的身体。
更遑论，女性的主体性和自由意志。
所以三场堕胎戏，也是三场孤独的对抗，付出一切，夺回对自己身体的掌控权。
这是女人拥有子宫的诅咒吗。我不知道。
子宫的诅咒
安妮的强韧堕胎战背后有严肃而理性的心理动机：
她要继续学业。
一个不被期待的意外到来的孩子也不能阻止她要继续学业的坚定决心。
一如片末那段振聋发聩的对话，发生在女主和大学老师之间。
女主去找老师，打算补上之前落下的课程，老师问女主：“你之前生病了吗？”
安妮答道：“是的，一种只会攻击女人的病，把她们变成家庭主妇的病。”
因为拥有子宫而生育长期以来都是一种社会性“政治正确”。
可是，女性生育背后的巨大牺牲与生育制造的更多性别不平等却远被忽视了。
比如，母职惩罚。
一如电影中安妮的母亲。
女主母亲出现的场景，都被框定在酒吧的吧台上、家庭的厨房间，她能给予安妮的指导，仅限在家庭内部领域。
所以安妮和母亲都再清楚不过，安妮不能成为第二个母亲。
那样的主妇命运，是曾经一代又一代女性的归宿，丢失掉自己的名字，成为某个男人的从属。
可是，母职也让压迫更隐蔽和长久。
一如女性主义者费尔斯通在《性的辩证法》里所提出——生育才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源。
男女两性的区别并不必然导致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统治，而主要是女性的生育功能导致了两性权力的不平等：
在孕产期，女人的基本生活来源要依赖于男人；
人类的婴儿比其他物种需要更长的育婴期；
母亲和婴儿的相互需要与依赖；
以及建立在生育生理区别基础上的性别劳动分工。
而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合谋的时代，无法创造“经济效益”的母职只会更遭贬抑。
他们系统性的掌控子宫，利用擅长的话语将社会性选择伪装成为自然母性，将女人关进家庭里。
一如波伏娃所说“母性是使女人成为奴隶的最技巧的方法”。
于是，被困在生育中的女人，也被困在母性的压迫中。
没有人说出真相。
真相很可能是——她并不热爱母职；也并不热爱孩子。
出自同题材经典电影[女人韵事]
但那一定是不能言说的话语。
女性自身的自由与意志，从来面临被强大的社会道德感所审视和遮盖。
[正发生]虽然给了一个圆满的、女人掌控子宫不被罪化的结局。
可是，“正发生”的现实——譬如美国德州的“心跳法案”(禁止在怀孕六周后对可检测到心跳的胚胎进行堕胎)。
又真的能够让人乐观起来吗？
从思想觉醒，到导向行动，或许该做些什么了。
用瓦尔达在电影[一个唱，一个不唱]里那首著名的歌曲作结吧：
“父亲、教皇、国王、法官、医生、立法者，都不能把法律强加在我的身体上。
生物学不是命运，父命为天早已过时，我的身体属于我。
只有我知道，是否想生孩子，是否要带新生命来到这个尘世中，我的身体是胖是瘦。
自己做主，我的身体属于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