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维和警察电影剧情「简介」

2022-03-15 04:34 作者：三剑客围观：次

高炜三剑客

三剑客

作为一个军人，当一发炮弹在你身边炸响，眼见自己的战友倒在血泊中，应该怎么办？

除去那一瞬间作为军人本能的卧倒隐蔽，大多数军人无疑都会选择上膛、开火——瞄准向我们射击的敌人！

然而，恰恰是今天离战火最近的中国军人却不能做出这样的选择，因为——

他们没有敌人！

战场上的军人会没有敌人？

是的，第一部以维和任务为题材的纪录片《蓝色防线》中展现的，就是这样一群特殊的军人——远离承平日久的祖国，他们是离硝烟与战火最近的人，但他们却并没有敌人可以消灭；在所有军人都追求高度隐蔽的战场，他们却要以醒目的标志出现，巴不得二十里地之外就看到他们；作为一支在全世界都可跻身于一流的现代化军队，他们却不能像美军那样发起超视距打击，相反，面对近在咫尺的目标都需要肉眼辨别是敌是友……

这就是中国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

以往，为了塑造中国维和军人的高大形象，往往喜欢按照巴顿将军的模式描写。在一些影视作品中，中国维和军人头戴芳纶盔，手执九五枪，上马杀贼下马还是杀贼，在一片黑哥们儿中杀得威风八面，弄得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认为，维和部队就是跑到别国去打仗的，而且还是专打硬仗、恶仗。

其实，维和军人的使命决定了他们和普通军人不同。他们的任务是建设而不是消灭，是保和平而不是抢战功。他们没有敌人，所以不存在帮谁灭谁的问题。能不动枪炮的就尽量不动枪炮，能靠嘴皮子解决的就坚决要靠嘴皮子解决。维和军人要的是督促各方停止敌对行动，坐下来谈判解决问题，让老百姓少受战火之苦，至于谁会是最后的赢家，不是维和军人要解决的问题。

这就决定了维和军人的主要任务是协调各方力量，帮助当地恢复和维持和平的态度，并在联合国授权的范围内帮助进行各项建设。除暴安良则是任务区所在国政府的职能。因为任务的这种特殊性，往往做起来远不如在自己的国家那么得心应手，甚至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和努力。

《蓝色防线》中有一段情节，令笔者感同身受：

在朱巴附近发生政府军与反政府军的激烈战斗时，联合国的难民营涌入了很多当地人，其中包括反政军的伤兵。我们的维和官兵在甄别这些人的身份时就大伤脑筋——看着都是黑人，都穿着便装，有的还受伤流着血。想准确地区分谁是应该受到保护的平民，谁是脱下了军装的士兵，几乎是不可能的；全部阻挡在难民营外，就得承担不救助难民的责任；全部允许进入难民营，又要承担介入双方冲突的责任——允许伤兵进入可以被视为为伤兵所在的部队提供医疗保障。处理不当就会让另一方认为维和部队偏袒，从而导致很多方面的不配合。

这种没有敌人，也没有自己人的孤独，是维和官兵日常生活的大多数。

十余年前，笔者作为维和军人的一员，也曾在苏丹（当时南苏丹还没有独立）参加联合国的维和任务。

在作为一名新军事观察员到达任务区接受业务培训时，教官就曾经给我们出过一个情况：现在，你正在巡逻途中，看到数名武装分子正持枪殴打一些无武装的老百姓。你作为联合国的军事观察员，应该怎么办?

义愤填膺的新观察员们纷纷表示要上前阻止——咱没枪还不能上去说道说道么?

——错！

教官毫不客气地指出，正确的做法是拿起对讲机，向上级报告此事，如果有相机，拍下证据，然后跟踪或继续巡逻。

因为，这是人家别国的内政，维和军人无权干涉，只能交给所在国家的执法力量来处理。

我们反问：那要是武装分子开枪杀人怎么办?能不能管?

教官的回答意味深长：管了，你会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不管，说明你是合格的联合国军事观察员……

那么，军事观察员手无寸铁只负责观察，维和部队这帮拿枪的人总能管了吧?

也不尽然，如果联合国在建立任务区没有赋予相应的权限，那也不一样不能管，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管了，就被认为是干扰当地内政，要负相关的责任。

维和军人特殊的角色，再加上联合国秉承的严格按职能划分开展工作的法制理念，就使得维和军人们在工作中，不但要考虑如何履行制度所赋予的职责，还必须注意回避制度没有赋予的职责。

简言之，就是不归你的管的事，能管也不要管，否则不但成不了雷锋，还可能会受到批评。

这点，放在西方军人身上还相对好说，对于在国内已经养成了见义勇为，助人为乐习惯的中国维和军人而言，有可谓动辄得咎。

比如，曾经有中国维和部队的医疗队按照在国内的习惯，给难民看完病后，多给一些药品供其后续使用，结果就遭到了批评——你的职责就是看病以及提供必要的药品，至于发放后续使用的药品那是其他部门的职责——这叫越权，不允许！

尽管清规戒律的约束很多，但维和军人们也不都是满脑子只有规矩的机器。“该出手时就出手”对中国维和军人而言，不仅仅是一句歌词，更是人民军队的本性使然。

在一次笔者担任队长的巡逻途中，车队被路边的一对当地夫妻拦下。

通过翻译得知，妻子怀中的孩子突发急症，需要到20公里外的集镇上去找医生，而他们所在村子地处僻远，既无去集镇的公交，也很少有车辆路过。因此，这对夫妻希望能搭联合国的顺风车给孩子看病。听到这些情况后，参加巡逻的欧洲国家军事观察员纷纷表示爱莫能助。因为联合国有规定，联合国车辆只能由联合国工作人员驾驶，并只能携带联合国工作人员，如无事先批准，当地人是不允许乘坐联合国车辆的。

这就意味着，尽管是救人，但如果让这对夫妇上车，那就是违规：谁允许他们上车，谁就要承担由此带来的后果。这在别的任务区是有先例的。作为一名受党教育多年的人民子弟兵，尽管笔者并非苏丹人民的子弟，实在是无法对百姓的危难视而不见，于是便利用自己作为巡逻队长的权威，下令让这对夫妇上车并将他们送往最近的集镇。

好在，那帮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军官虽然排斥笔者的任性，但终究还是服从了命令，而且居然没有向上级汇报！笔者总算是平平安安地学了一回雷锋。

《蓝色防线》以非常大的篇幅介绍了发生于2016年7月10日炮击事件——

当时中国维和部队的营区遭到炮击，一发炮弹直接命中我方装甲车，导致两名战士牺牲。十天后，笔者应邀作为嘉宾，列席中国军网的直播节目，参与解说烈士遗骸归国的仪式。

当时，国内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不还击？为什么不报仇？为什么不准备得更充分一些？那么多人民群众心系海外子弟兵的安全，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正是因为我们是联合和“维持和平部队”，我们的目标是“和平”，不是“战胜”。所以，我们没有敌人——冲突的各方都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来的目的不是要消灭他们谁，只是要制止他们继续打下去。

所以，除非是遭到了直接攻击，否则不能随便将任何一方作为打击目标。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飞来横祸，作为维和部队还真的是只能干挨打——只打了一炮就没再打，并不能说明是故意攻击；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只有维持和平的权力，没有调查凶手的权力。即便得到授权，作为一群外来户，想去调查哪个地头蛇给了你一炮，根本就无从下手。

至于为何不准备得更加充分些？那要从联合国的官僚系统说起。联合国的维持和平系统，有相对稳定的结构和雇员。特别是一些级别较高的国际雇员，长年在联合国系统工作，这个特派团完成使命解散了，他还会调到别的特派团去，这些雇员都是文职人员，也就是老百姓。

相比之下，维和军人却有严格的任期。目前，我军派出的维和军人任务期，在正常情况下是一年，到期之后就要离开任务区归国，再由出兵国派出新的兵员接替。甚至，为了避免维和军人长期工作形成了势力，有的特派团还专门规定，非特殊情况，维和军人不得申请延长任务期。所以，联合国的维和军人也堪称“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加上联合国强调“以文制武”，掌握权力的行政系统、负责保障的后勤系统始终以文职人员为主体组成。这些文职人员因为工作时间长，政策法规熟，圈内的人脉广，基本上把持了联合国机构的运转。因此，有“维和军人是联合国的客人，文职人员是联合国的主人”之说。

作为“联合国的主人”，文职人员的来源十分复杂。既有地位较高的国际雇员，又有相对地位较低的当地雇员，尽管联合国明文规定了各类文职人员的素质标准，但看似高大上的要求往往敌不过当地的具体情况，招收雇员（特别是当地雇员）素质不达标的情况时有发生。

比如，笔者当年就遇到所在分区的安全部门招收一名雇员，按要求应该有大学学历、精通英语、五官端正、有在军警或安保部门工作的经历。结果招来的却是一位没有大学学历、英语说得磕磕巴巴、相貌实难恭维、从没在相关部门工作过的当地人。至于他是怎么通过层层选拔考核的，那就只有天知道了。国际雇员虽然把关会严格一些，可这些“洋大人”屈尊跑到战火未尽的任务区来，往往高高在上，不接地气。

笔者维和期间就发现，一些理应天天“跑基层”的部门，如人权部门、难民部门的雇员基本足不出户，外出也只在市区周围，遇稍远一些的村庄，便借口安全不能保证，而拒绝前往。所有的信息，全靠我们这些在他们看来“理应”面对危险的军人们为其提供。如果不得不去远一点的地方，则必须拉上我们这些穿军装的保驾。工作态度至此，自然也就谈不上精确高效了。

加之联合国秉承西方的法律制度，一切行为均以制度为准，也加剧了某些文职雇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有功不见得有赏，有过却可能丢掉这份工资颇高的美差。在这种环境下，有很多事情是国内的人无法想象的。

笔者曾经有一段时间担任分区后勤参谋，主管各类装备物资。某天，笔者正走在营区的路上，被一名后勤部的文职雇员拦住：“一年前你们曾经申请配备相机，现在上级给你们发了3台，你来我办公室拿。”

到了他的办公室，这位老兄却并不急着给我相机，而是坐在电脑前开始写邮件……要按程序来，得先发邮件通知，才能来领东西。邮件是白纸黑字的证据，程序正确不能省。看这位老兄写邮件实在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Dear Major……不对，太亲热了，咱俩不合适……Major……不对，这样对你不太尊重……My friend……不对，咱们这是公函，不能提私谊……”

就这样，尽管笔者一再表示我很忙，可不可以先签字领相机，邮件你慢慢发，这位老兄却始终不为所动，沉浸在如何称呼本后勤参谋的专注中，以至于笔者终于忍无可忍地离开都没有发现。直到40分钟后，笔者才收到那封抬头为“Dear Major”的邮件。而好不容易领到的前N任后勤参谋申请来的相机，才发现是多年前的老型号，像素低，成相差，观察员们自带的相机性能都比它好。

僵化固然气人，但好歹也算照章办事。虽不合情，但是合理。相比之下，充斥着西方泛人道主义情怀的氛围，才更令维和军人们痛苦不堪。在国内，身为军人，受到的训练和要求，都是使命第一、任务至上。可到了联合国，却刚好反过来——工作可干可不干，生活可是一定要照顾好的，因为这关系到联合国雇员的“人权”。

当这种理念被作为“联合国主人”的文职雇员们普遍接受时，很多事情就令军人们不得不叹气了。

笔者所在任务区，汽车轮胎断货长达数月，导致全哨站的巡逻车备胎耗尽，无法执行长途巡逻任务。而不执行长途巡逻任务，就意味着离哨站较远一些的双方兵营处于失控状态，其人员和装备的调动，联合国方面无法及时掌握。可一遍一遍地催，车管部门仍是坚决优先保障所有的文职雇员都能有巡逻车用于上下班。面包车虽然可以用来当班车，但是文职雇员表示不能自由使用，便停用了。

至于巡逻任务，没有备胎就不巡逻嘛。这边急得两眼冒火，那边每天朝九晚五按时作息，甚至还“好心”提醒：你们军事观察员的车现在都没有备胎哦，没有备胎是不符合长途巡逻的条件的哦，如果你们因此在出去长途巡逻时爆胎被扔在了半路上，我们不负责的哦……

还好，尽管来自不同的国家，军人使命和担当意识却是共同的。不能长途巡逻，我们就坚持短途巡逻；没有备胎，我们就停驶一台生活用车，省出轮胎当备胎，尽最大的努力坚持完成上级赋予的各种调查、核查任务。只是，每当看到文职雇员们优哉游哉地开着宝贵的巡逻车只为每天上下班，再看看因战火而流离失所的当地百姓，心里总是涌起说不出的酸涩。

这对于在国内习惯了冲锋在前、人民群众是坚强靠山的中国维和军人而言，无疑是一个难受而又必须接受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按国内的标准做到“充分准备”，就无异于天方夜谭了。所以，才会有《蓝色防线》片中所展现的，当地难民营的边墙长期得不到修缮加固，难民朝不保夕。

联合国系统以及维和任务本身对军事行动造成的掣肘，固然让维和官兵苦不堪言，但更让中国军人感受到和平的难能可贵。睡梦中没有枪声，这在国内理所当然的平常生活，在战火纷飞的任务区就变得无比珍稀。

笔者在一次巡逻中，曾到过一次前夜刚刚遭到溃兵洗劫的村庄，站在几座草房的灰烬前，村长带着几名村民正哭诉前夜一伙武装人员在村子里打砸抢烧的经过。听着他们的悲号，望着一堆堆草房烧剩下的灰烬还在阳光下冒着青烟，心中的念头便油然而生——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绝不让这一切在自己的国家发生！

正是这种责任感与使命感，让那抹和平之蓝永远飘扬在任务区的硝烟中。所以，尽管会有流血牺牲，一批又一批的中国军人依然义无反顾地去国离乡，涉足那一片片硝烟未尽的土地，矗立在和平的最前沿！

同样有着责任感与使命感的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战地摄影队，是他们一次又一次走进维和任务区一线，才有这部为中国军人立传、为中国军队写史的《蓝色防线》。

坚持17年，先后11次前往联合国维和任务采访拍摄，被誉为“记录中国维和第一”的尚昌仪导演说过这段话：

“你不同维和官兵一道大漠戈壁、风餐露宿，怎能感触到什么叫焦金流石，码出酷热难耐冒着非洲大陆热气吸引人、记得住的文字；你不随维和官兵一起巡逻护卫、站哨执勤，怎能感想得到什么叫险象环生，写出悬心吊胆飘着热带丛林阴霾打动人、传得开的语句；你不跟维和官兵一起贴近炸弹、踏进雷场，你怎能感受到什么叫触目惊心，讲出惊心动魄带着战火硝烟味儿感染人、听得进的故事。”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血性与情怀，才有了这部撼人心魄的《蓝色防线》，让有着维和经历的笔者曾经往事历历在目，撰写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