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廷惨案电影好看吗

如果把战争片按其伦理倾向分个类，可以粗略地分为两种。一种是对战争进行审美的，意在展示战争的战术、谋略，战争的恢弘场面，以及战争所激发出来的男性气概、男性情谊；另一种，则是对战争进行反思的，而反思的方式，通常是展示个人的痛感。

以个人痛感为表现对象的战争电影，曾经引起极大的争议，比如迈克尔·西米诺在1978年拍摄的电影《猎鹿人》。《猎鹿人》并不是第一部写越战的电影，却是第一部从人的角度出发描绘越战的电影，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好莱坞战争片那种对战争进行毫无节制的审美的作风也完全不同。电影主人公是三个小镇青年，他们本是小镇工厂的工人，工作、生活，和纯朴善良的小镇姑娘相爱着，去越南打仗，对他们来讲，也不过像一个成人仪式，是对小镇沉闷生活的一种反抗。但后来，他们经历的就是战场上那些让人发疯的事，更让人发疯的是，小镇的人们对此一无所知，像欢迎英雄一样欢迎他们归来。他们的痛感，被阻止讲述，他们的痛感，对别人无关痛痒，他们在战场所感受的那种恐惧，只有他们互相之间能够领会。所以，男主人公重返越南，去找寻流落在那里的朋友，也许是为救赎，也许，是为自己的痛感找个见证人。

之后几十年，我们的观念在进步，展示战争中的个人痛感，成为一股重要的电影潮流，波兰电影大师安杰伊·瓦依达2007年的的作品《卡廷惨案》（《Katy》）就是这样的作品。导演安杰伊·瓦依达的父亲是二战中卡廷惨案的遇害者，所以，在选取电影的讲述角度的时候，瓦依达自问：“我要制作一部关于自己的父亲还是母亲的电影？”其中的潜台词是，是要选取一个宏观的、史诗的角度进行讲述，还是从个人痛感出发的角度进行讲述？后来，他选取了个人的角度，制作了一部“母亲的电影”。我们后来看到的电影《卡廷惨案》，没有战争的恢弘场面，也没有地图前的激情部署，而是四个家庭里的女人和孩子的遭遇。

“打仗冲锋会极度上瘾，而战争就是毒品。”在第8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以黑马之姿赢得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等六项大奖的电影《拆弹部队》（《Hurt Locker》）也可以看做是一部展现战争中个人痛感的作品。

影片以纪实的风格，讲述了主人公威廉姆斯·詹姆斯加入驻扎在巴格达的某个美军拆弹小组后的拆弹行动以及日常生活，大部分篇幅，留给了令人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的拆弹行动。而令威廉姆斯·詹姆斯上瘾的，就是这种紧张感、传奇感，每次投入拆弹，他都置生死于不顾，有时脱掉防护服，有时掀掉面罩。每次拆完炸弹之后，他总是要留下一点纪念品，比如爆炸物的引信，并将这些物品藏在床下，当队友发现他的收藏时，都不免感到错愕，称他为“变态”。拆弹占据了他全部的思维空间，以至于在回到家乡后，觉得家庭生活索然无味，并经常处在一种心不在焉的状态之中。最后，他抛妻弃子，重返战场，理由是队友们需要他，但实际上，或许是他需要战场，需要拆弹，需要他那“唯一的玩具”，这一切已经让他成瘾。

不过，是否选取从个人痛感的角度来讲述战争，对所有的电影工作者来说，仍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在我们的世界里，占据统治地位的叙事模式，是一种男性角度的叙事模式，宏大的、慕强的、自觉自愿大历史式的，对战争进行俯瞰式的审美，是这种叙事模式的一致表现。个人痛感式的叙事，一向被视为反全局、反男性威权的，这也是瓦依达所说的“父亲的电影”和“母亲的电影”的矛盾，是表现男性的英雄气概，或者英雄主义，或者反英雄主义，还是表现母亲和妻子的失败？

战争只是政治博弈的手段，而最终承担后果的，却是微小的个人。所以，陈丹燕在参观集中营遗址之后说：“真正的失败者是母亲。”能否认识到这一点，很能体现人和人的区别。

来源：新闻晨报 作者：韩松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