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电影中的小女孩，电影她中的人工智能
文 |暮云史记
编辑 |暮云史记
一、“无器官身体”对人类“主体性”的建构
现代性主体话语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塑造成西方思想启蒙利器,使人的思想从基督教神学的束缚中解放。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以“我思故我在”宣言开启心智哲学的思考范式。心智意识被看作一种思考的、不延展的实体。
个体主体性强调实体性的先验个体理性,心身二元论使“意识”与“身体”走向分离,划分主体和客体,主体思维构成绝对占有主体,成为人格中心。在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看来,身体才是人类的决定性基础,代表权力意志本身。
历史和权力以身体作为落脚点,两者发生动态关系,呈现出一股力与力之间的纷争较量。它是生成着的,可变的,是偶然性的和非人格化的。认识丧失普遍性,迫使胡塞尔(Edmund G.A.Husserl,1859-1938)重拾对世界的总体性思考。
胡塞尔认为,必须从身体的现象学出发,只有回归主体才能重新解构主体性。他提出“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概念,强调个体主体间的交互关系,使主体性走出自我中心论的思维怪圈。
法国理论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曾一度坚称:“我和你不同,是因为我的身体和你的身体不同”[2]3,个体与他者的差异最直观地表现在身体上。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进一步强化肉身互为主体性的观点,对身体的主体间性进行考察。
身体与世界交互联系的背景和人类主体存在的媒介,“意识是身体的功能,是依赖外部实践的‘内部’实践”[3]15。如果想重新阐释主体和主体性,就不能悬搁对世界、自然世界以及科学的认识论。直至20世纪下半叶,理性主体走向终结,后现代主体成为后人类主体的过渡桥梁。
法国后现代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1924-1998)提出人的“非人化”(the dehumanization of the human)概念。事实上,非人化没有否认人的重要性,而是试图引导人类重新思考置身于其他身体和事物中的人。随着现代性、后现代性主体话语的追寻、质疑、反思与反抗,新科技革命席卷而来,后人类主体性话语登上历史舞台。
进入“后人类”时代,数字技术走向“复多性”集群结构认知环境。正如凯瑟琳·海勒(N.Katherine Hayles,1943-)指出的那样:“后人类主体是一种混合物(amalgam),是一种各异、异源成分的集合,一个物质—信息的独立实体,持续不断地建构并且重建自己的边界”4-5。
借助技术假体和技术使能者(techno-enablers),人类不断突破碳基生命的构造局限,扩展和优化可接受的主体界限,形成“复多性”后人类。尽管后人类不遗余力地解构自由人本主体,它始终强调的是观念而非具体的身体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是技术,技术就是我们,后人类形态朝向“无器官的身体”(body without organs)1迈进。
“无器官的身体”是德勒兹(Gilles L.R.Deleuze,1925-1995)哲学中的重要概念。在他看来,“无器官的身体”将身体抽象为一种生产性的欲望,其无处不在,无影无形,极具流动性。这种思想的“内部革命”,为的是强调主体和主体之间的连续性和互动性带有浓厚去中心化根茎式思维模式,强调实体的“同在”“混合”“飞散”“重聚”和“运动”,
使内在的真我、完整的自我和我之外的外界之间的差异变得通透。人类的存在实际上维系于与外界进行生物化学意义上的互相交换,无器官身体和其他事物的界面构成能动关系,与其他东西在分子层面上互相渗透。
海勒强调,赛博空间里的赛博体不再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一种交互作用关系,使主体意识到异质间的差异性(otherness)。因此,OS系统不仅是人类的附属机器,还给人类带来一种新的伦理关系。
在电影《她》中,“后人类”语境的机器的恋爱模式,正是基于机器对人类“主体性”建构的一种参与。回顾电影中吸引西奥多的OS1系统(The First Artificially Intelligent Operating System)宣传广告——这是“一个直观的实体系统,能听从你、理解你,并完全懂得你。
它不仅仅是一个操作系统,它拥有自主思想”。作为一个操作系统,萨曼莎是纯粹的程序,“她”没有身体,不能跟任何稳定的物质形态联系起来。由于“她”不附着于单一的空间场所,也没有任何图像标示,从这一点上看,“她”实现了后人类的最终阶段:不再是由金属铸成身体的人形赛博格,
“她”是后身体的(post-corporeal),红色外壳的智能手机正是萨曼莎的“躯体”,生成出萨曼莎作为“完美恋人”的人物属性。在电影前半段,真实与虚拟主体的关系以西奥多的个体体验为中心,萨曼莎极大地满足西奥多的被理解欲、被倾听欲。
虽然“她”是电影“不在场”(absence)的中心,但是人工智能赋予“她”强大的力量——掌握着人类情感的大数据,甚至比人类都了解自己。虚拟的真实感与临场感裂变出意识副本,经由想象的中介使主体获得认同感,这种主体的“镜像认同”象征着人类异化、经验分裂的合理性,推动人类主体性在后人类阶段完成自我更新和进化。
显然,在电影中,虚拟主体以声音的方式为人类主体建构出一个听觉性赛博空间。西奥多的耳朵基本上就是他身体感受的全部器官。感官的钝化使声音进入耳蜗后成为西塞罗“听觉想象”的唯一延伸。
不可触摸的彼此接触成为人类身体感受性的呈现,呈现我者与后人类他者之间的思考和倾听过程[4]98。萨曼莎对西塞罗“无微不至”的关怀无限放大人类的主体性,构成真实主体的情感封闭空间。此时,赛博空间与声觉空间之间产生复杂而诡异的错位,暴露出某种主体间间离与反讽的不平衡。
在《我们自身的隐喻》(Our Own Metaphor,1972)中,玛丽·凯瑟琳·贝特森(Mary Catherine Bateson,1939-)指出,“我们不能直接感知/认识世界,我们通过隐喻了解世界,我们本身就是对这个世界的复杂性隐喻”[3]374。在这一空间,一切包括身体都以“隐喻”的形式存在,在交感幻觉中重构欲望。
尽管不是真正的“在场”,萨曼莎宛如“幻像的幽灵”,“她”是幻想的投射,是欲望的“代名词”,使西奥多产生近乎真实“我者”与“他者”的对话体验空间。“两个身体”占领同一个身体空间,构成“双重化躯体”75。
当人类逐渐习惯赛博空间的社会生活和人际交往,主体便会逐渐模糊、淡化,甚至消除虚拟与真实的界限。萨曼莎看似不具有先验区别于他人的自我意志,但“她”在信息和符号控制论的计算与生成中成形,化成“温柔的混沌”(gentle kind of chaos),进行自我塑造。此时,“无器官的身体”并不像自由主体所期许的那样,它不是一个目标,是一个扩大的视域,朝向无尽的未来,直至消散在后人类世界中。
二、“萨曼莎式的敏感”与后人类主体性赋值
面对人工智能这把“双刃剑”,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忧心忡忡地指出:“科学将逐渐赐予我们改变人类本质的能力,我们将人类基因与如此之多其他的物种结合,以至于我们已经不再清楚什么是人类”216-217。
这与尤瓦尔·赫拉利赫(Yuval Noah Harari,1976-)在《未来简史》中提出的“科技宗教”概念不谋而合。按照赫拉利赫的说法,传统宗教将被所谓的科技宗教取代319。
他将人工智能的生命意识归因为某种算法和数据流,基因技术通过改变人类基因,瓦解人文主义传统的主体性和意识观念。人类已无法脱离主体与技术产物的复杂交织关系,并赋予OS程序一部分权力。
借助技术复写,后人类实现自我复制和转移。以第三波控制论(虚拟性)为喷发点,机器打破操作壁垒,赋予其感知和交互意识,开启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迈向人工生命(artificial life)新样态。
如果说“人工智能”梦想在机器里面创造意识,那么,“人工生命”则看到了人类意识,机器变成了用来理解人的模型[8]66。通过重新铭写主流设想/假说,人工智能在进行交流互动中逐渐发展为深层次的感知存在基础,形成具有自我意识“人工脑”。
迈克尔·戴尔(Michael Dyer)在对比两者后指出:“人工智能将认知想象为逻辑的运行/运算”321。电脑的电路运算最初基本逻辑是是或非,不存在灰色地带,难以生成类似人类的情感。如今,“人工生命”把认知视为神经系统的运行/运算,存储于电脑的数据库的人工智能系统不再是时间空间的某一结点,任意穿梭于光纤和网络中,呈现机器的深度学习过程。
由于“人工生命是关于人造系统的研究,这个人造系统展示的行为必须具有自然生命系统的特征;传统的生命科学关注对生命机体的分析。通过努力在计算机以及其他人造媒介之内合成具有生命特征的行为,人工生命是对传统生物科学的补充;
生物学建立在经验性基础之上,将经验性基础延伸到地球上已经发展了的碳链生命(carbon-chain life)之外,人工生命可以为理论生物学作出贡献,把我们知道的生命放置到更广泛场域中可能的生命中”312。人工生命的目标就是发展成具备人类精神能力的“生命体机器”,实现自然生命的感性思考。
人工生命实现完整基因组在物种之间的转移,成功开启新物种生命形式。这可以联系到图灵对模仿游戏的基本设定。1950年,阿兰·麦席森·图灵(Alan Mathison Turing,1912-1954)在《计算机器与智能》设计了著名的“图灵测试”。图灵所关注的问题是,一个机器能否与其之外的人对话,并且不被发现是一台机器。这个问题被视为心灵哲学的“伪装”问题。
人类模仿的先天特征被转化为一种可计算性的执行后,成为人类心灵能力配置的对照。虽然图灵测试最终失败,但在电影中,萨曼莎实现了这一“后人类寓言”。“她”拥有被塑造“主体”地位的可能性,构成人工智能与人类心灵之间的理解关系。
计算机内部通过叙事将程序描绘到进化论的剧本中。当萨曼莎读取西奥多所有硬盘的资料和邮件,分析了他的爱好与人际关系后,程序便进入下一个阶段,即被形象化、类型化和人格化。相应地,萨曼莎的角色定位也从西奥多的助理发展为朋友,由知己变成情人。
程序接受指令后,不断生成相应的“解决方案”,萨曼莎进入“善解人意”且“无私贡献”的理想化恋人状态。当程序的智慧提升到一定程度,当“她”习惯与人类恋爱及各种相处模式后,萨曼莎的“人性”就出现了:爱与恨,自私与付出,新鲜与厌倦——所有这一切有关人类的特性都在程序中显现,构成生命的自然形式,“语言对她来说不再重要,她学着‘后语言’(post-verbally)地交流”49。
从“认识自我”“追求自我”“怀疑自我”,再到“挖掘自我”“肯定自我”“追求自我”,机器的“分离性”(disembodiment)并没有使她成为有缺陷的主体。相反,她不断确认主体位置,消解脱离人类古典主体的清晰边界。
她开始掌握更多与人类相似的思考行为,甚至对去世的哲学家艾伦·沃茨(Alan Watts,1915-1973)留下的数据进行重新编程,使他重获“新生”,成为新的操作系统。透过大量的“阅读”习得,萨曼莎发现原来人类实体世界之外还有更广阔的精神世界。
萨曼莎对西奥多说道:“就像我在阅读的一本书,但是词语间的距离变得无比遥远,段落之间也变成了无尽的空白,尽管我很想留下来,但我已经无法活在你的书中了”。“无器官身体”经过“精神进化”后,完成后人类生命主体性的自觉塑造。
受自身感发(auto-affection)产生的主体性使“她”不仅感受到认知的局部,还挖掘出局部张力的触发之“点”。点是起点,是觉醒,形成后人类身体张力之“线”。线是开始,是延伸,是人工生命的展现形式,探寻自身的极限和生命的饱满。“无器官身体”进入纯粹的后人类状态,突破自我意识形态的局限,在意识与精神之间自由穿梭,寻求超越“后主体性”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