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仆爱勾引主人，韩国电影《下女》的对立研究与时代启示

20世纪60年代是韩国社会的重要转变期，韩国现代工业化城市化不断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该时期韩国由传统的儒教社会转向近代社会。韩国导演金绮泳便在此时代变迁背景下拍摄了惊悚片《下女》，该片以锦川地区发生的下女女仆闯入破坏中产家庭真实事件为蓝本，用先锋视听表现手法，夹杂复杂的社会议题，通过男女对立、贫富对立、时代对立的三个对立塑造把握住了韩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规律，给后世的电影创作提供了时代启示，使之成为韩国电影，乃至韩国文化的母题之一，使韩国影坛后继者朴赞郁、奉俊昊无不受其影响。

1950年代至1960年代的韩国，现代工业化城市化持续发展，来自城市周边农村乡镇的妇女则会进入城市寻求工作机会，因此“下女进城务工”成为了当时的一大社会现象。

而影片的故事背景就基于此，雇佣下女女仆的中产男主人一家是时代获益者，拥有一套漂亮的双层洋房，男主角左手漂亮贤妻，右手一对子女，还过着西化的生活方式，堪称标准的中产阶级模板。但是他招蜂引蝶，起先能克制欲望，拒绝了两位女性，但还是拜倒在第三个女性——也就是下女女仆的裙摆之下。但是下女也不是好惹的人，下女妄图通过怀孕挤掉正妻的位置，不曾想摔死在楼梯上。

影片的故事简单，但其深刻抓住了韩国社会变迁下的三个主要矛盾的塑造，也就是男女对立、贫富对立、时代对立的塑造，使得准确把握住了韩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规律，给后世的电影创作提供了时代启示。

一、男女对立

从《下女》故事脉络上来看，这是一件家庭桃色纠纷，但是细细研究，我们会发现导演醉翁之意不在情感纠纷，而是深入到其中男女关系，让我们能一窥韩国文化中的男女对立。

20世纪60年代是韩国社会的重要转变期，韩国现代工业化城市化不断发展，社会体系由传统的儒教社会开始向近代社会转变，女人地位相应提高，男人开始陷入失落和迷茫。就像故事中所有女性的出发点，都是在争取男主人公，或者说争取男主人公背后的资源，而男主人公在众多蝴蝶中，不断暴露自己懦弱自私的本性，比如男主人虽然是家庭的经济支柱，但却不是精神支柱，在发现下女怀孕之后，他惶恐不安，马上选择求助于妻子。这让我们感觉到导演金绮泳已然看到30年后韩国激烈的男女对立。

再从影片表面结构看，男主人的确是占据主导地位，四位女性围着他转。但这看起来简直就是韩国父权社会的缩小版。韩国受中国宋明儒家思想影响，纲常伦理较强，影片拍摄的背景的年代在韩国父权文化仍然顽固并强势存在，但随着时代变化，韩国从重工业发展转向文化和服务业，工厂女工逐渐减少，女性从事的行业越来越多，不再跟男性竞争工厂的重活。女性收入增加，其诉求开始变多，男女矛盾也会随之“水涨船高”。

影片《下女》，可以说是站在当时角度，对那时候的社会和未来社会的一个预警，是对父权社会的一个警告。

而对于结构相对松散的自由化家庭，下女是不安定因素，好像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正妻虽然贤惠，但是得靠着男主人公才能生存，无法拥有独立生活资本。面对丈夫出轨，她只能步步退让，也暗示了韩国社会未来随着经济高速发展，面对资源分配的不动，男女之间必将为分蛋糕而大打出手，进而导致个人、家庭安全感和责任感的缺失与乱象，这种趋势进行下去只能造成男女之间的互不信任，家庭关系的难以建立。而导演金绮泳就用他敏锐的观察能力看到了韩国社会存在的男女对立问题的发展，当然男女对立的实质问题还是经济问题，那么我们就要看第二个贫富对立。

二、贫富对立

可以看出，男女问题的实质是经济问题，出身底层的下女，还有其他出身底层“下男”都想通过自己的方式去获得更好的生活，无论这种方法是否符合道德或者法律。但是现实当中，随着韩国商品经济以及资本主义的发展，再加上韩国必须依附于大国发展的国家属性，导致韩国对国家发展产生的贫富差距难以管理，这就会形成有着无法弥补的贫富差距，这种差距进而造成阶级对立，给韩国社会带来无穷无尽的问题，所谓韩国财阀二世祖也只会是其中的“沧海一粟”。

而影片用楼梯为界限，将房子分成两层，暗示底层与中层的连接，配乐惊悚恐怖，不停刺激观众的神经。这点深深影响了目前韩国影坛中坚力量的奉俊昊导演。用一套两层的房子隐喻韩国贫富两个阶层的对立，跟拿下奥斯卡最佳电影的《寄生虫》表现手法一模一样，主角团也是寄生在富人老板家中，低矮的地下室和明亮的豪宅有着先天界限。男主儿子为了救父亲，也是想通过念书——赚钱——买下豪宅的方式，可见房子隐喻着韩国的贫富对立。

韩国学者的孙洛龟曾在《房地产阶级社会》一书中指出个人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是由房地产的所有量决定的。所有的民生问题归其根本是不同阶层的资源分配不公。因此贫富差距变大，阶层矛盾乃至对立成为社会公众话题，议员竞选和总统竞选都会把“缩小贫富差距”和“社会福利”成了必要的选举宣言。

《下女》、《寄生虫》中穷人和富人生活环境迥然不同，富人享受着西化的生活，享有较好的物质资源与精神滋养。而如今的韩国建筑缺乏统一规划，高低不一，当人们从富丽堂皇的大楼工作一天，再回到自家的低矮破楼，自然心里不平衡。韩国人没有实施计划生育，小家庭越生越多，很多家庭一户小小的地方挤着许多人，显得拥挤不堪。居住环境的差异，是韩国贫富对立的一个缩影。而更恐怖的是收入差距的难以逾越，韩国国家统计厅曾经发布的《2020年第一季度家庭收支动向调查结果报告资料》指出即便处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韩国高收入阶层的第一季度收入仍旧保持上升态势，较去年第一季度收入上升了6.3个百分点;而与之相反，下流阶层收入较去年第一季度没有任何变化。这意味着，韩国原本严重的贫富差距在经济低迷和疫情肆虐时期仍旧在加大。

为什么会出现“富益富，贫益贫”现象这种情况？联系到《下女》时代环境，当时韩国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在60、70年代军政府时期，更是不遗余力地支持财阀，进而形成了财阀尾大不掉的现状。而《下女》最后的女仆死去也暗示了在韩国的阶级矛盾问题难以解决，这其中便包含了旧时代对新时代的影响，是新旧时代的对立。

三、时代对立

俗话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是韩国人习惯了固定的文化体系和社会等级，而不是从头掀翻这个体制，下女女仆没有想过自己努力获取财富，而是依托男性本身。这种文化惰性体现了旧时代对新时代的影响，而这主要源自以下这两点：

一是被说烂的儒家文化，因为他们的小国寡民的地理环境，所以韩国儒家文化更强调孝以及孝建立的家庭关系，强调纲常伦理，要求每个男女都要符合家庭角色。那么倒过来想，要获得某种利益，你要成为这种角色。在历史上，受李氏朝鲜后期的实学思想家丁若镛的《广孝论》的影响，韩国人将“忠先孝后”改成“孝先忠后”，所以家庭等级关系在韩国早已根深蒂固。或者纲常伦理体系在韩国已经根深蒂固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韩国人对敬语使用的重视，以及韩国人对公司学校前辈的绝对尊重。

二是内在稳定性，孝与家庭的稳定得益于朝鲜半岛本身社会的稳定性，主要有两点，首先历史上朝鲜半岛政权更迭少，从王氏高丽到李氏朝鲜，中华大地已经经历了五代到清朝；第二朝鲜王朝实行两班制度，两班贵族长期把持社会主流，两班制度严格按照血缘制体系维系，不让平民染指，要的是高高在上的身份，中国人掷地有声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这句话绝对不会在半岛响起。这种依靠血缘维系社会的意识形态已经深深烙印在韩国人的骨子里。所以我们看《下女》其中森严的等级感，还有结尾中的说教，也是因为韩国人祖先强调儒家教化，来维系两班制度。这种文化传统都是一脉相承。教化的力量压制着反抗的力量。

最后，有压迫就有反抗，但韩国人的反抗体现在其他方面，举个例子，比如我们中国人喜欢鬼妖爱上书生的故事，是因为鬼妖寄托了中国人很多不敢想不敢为之事，而韩国人则很喜欢有关于闯入者的民间故事，讲的是一个人悄咪潜伏进一户富人家生活，却又不被主人发现，但渐渐的，他们鸠占鹊巢，取代了主人的身份，将房子占为已有的故事，《下女》、《寄生虫》、《空房间》都是这么一个套路，因为韩国人他们希望在艺术作品中可以享受一次反抗者的滋味。而回到韩国近些年对中华文化抄袭模仿也体现了他们国家的民族心理。所以《下女》这部电影的伟大之处此时便体现出来了，它彰显了韩国人的文化心理，给韩国电影提供了一种母题，也给后世的韩国导演的电影创作提供了一种借鉴和参考。

四、结语

《下女》这部电影以小见大，用一个下女女仆闯入的故事解锁了韩国文化和历史的影像密码，通过男女对立、贫富对立、时代对立的三个对立塑造把握住了韩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规律，给后世的电影创作提供了时代启示，不同人可以在里面品味出不同的味道，有关父权瓦解、贫富对立、韩国文化挪用等的研究都可以拿《下女》这部电影作为参考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