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1964年首演引发轰动：三千人六十天缔造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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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走上舞台，唱了68年。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为弘扬民族文化和爱国主义而歌唱，我感到很荣幸。现在我们文艺工作者要树立更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把艺术创作和国家命运结合起来。李光羲
1964年10月，东方红作曲组的部分作曲家合影(注:“孟乐”应为“孟乐”)。由吕祖龙提供
李光羲讲述了自己参加东方红的故事。本报记者方菲摄
2020年，吕祖龙到人民大会堂参加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70周年大会。由吕祖龙提供
“东方红，太阳升起来了，中国出了个毛泽东……”1964年10月2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上演。次年，这部作品被拍摄成电影并搬上大银幕，成为经久不衰的20世纪艺术经典。
《东方红》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创作和排练，凝聚了3000多名文艺工作者的心血。作为庆祝建国15周年的作品，《东方红》的编曲是在当年8月正式开始的，也就是说，正式编曲时间不到60天。如今参与当年创作的老艺术家都八九十岁了。说起那段经历，他们依然激情澎湃。
三千文艺精英齐聚北京创作。
1964年7月底至8月初，周恩来总理正式批准了周扬关于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报告，并亲自选定了13人领导小组。周扬为领队，队员均为当时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如、齐雁鸣、、陈亚丁、周。《东方红》筹备拉开序幕。
93岁高龄的作曲家吕祖龙是当年参与《东方红》音乐创作的作曲家之一。1964年8月2日，总政治部歌舞团作曲家吕祖龙接到通知，到西苑宾馆报到。到了之后，吕祖龙发现这里不仅有北京各大艺术院校和军队歌舞团的艺术家，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顶尖人才。这个音乐团体几乎聚集了当时所有著名的作曲家。老一辈的有李焕之、琥珀、石，年轻一代的有毛远、王、吕祖龙。指挥组有严良堃、邱力，文学、剧本创作由魏巍、徐怀中、郭小川、何敬之、乔宇负责。
这样一场重要的史诗级演出是在8月初组织的，将在10月上演。时间紧，任务重，紧张程度可想而知。作曲组所有作曲家都被分配了任务，吕祖龙负责第四首《抗日战争》乐队的作曲和串音。这一幕从“九一八”写到延安、南泥湾，再从游击战写到抗战胜利。有管弦乐，有民乐，有合唱，有独唱，任务很重。
繁重的任务居然点燃了艺术家们的热情，所有工作人员都加班加点地创作排。只花了两个星期就排出了一个“样本”。8月24日，由导演组设计的八场演出在第一个舞台上呈现。虽然当时没有服装、道具、布景、乐队，效果也不尽如人意，但领导小组鼓励艺人，“短短十多天能排两个多小时这样的节目，太了不起了！”受到启发的艺术家们如火如荼地投入到创作中。
《松花江上》成了李光羲的代表作。
《东方红》在创作和编曲上都经过了反复的修改，演员的挑选非常严格，其严肃性是现在无法想象的。吕祖龙回忆说，当时工作组有很多规定，其中一条就是“不能一夜之间修改”。“每天晚上在舞台上排练完，总部会开会讨论，提出修改意见往往都快半夜了。我们将连夜进行修改。”第二天早饭的时候，作曲家们交了乐谱，上午大家分头抄乐谱，下午排练，晚上再带演员上台。每天晚上，作曲家的房间灯火通明，严良堃等指挥也在作曲家身边，边看边琢磨，一起出主意。
“精益求精，百变不厌”是另一条法则。当时的周总理不想在《东方红》里过多宣传自己，所以砍掉了“八一南昌起义”的情节，加上了“遵义会议”。吕祖龙记得，组织“遵义会议”的时候，从舞蹈到音乐到服装，所有的东西都要反复修改，所有的修改都要在一天之内完成。最后，经过七次大的修改，遵义会议终于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员们也加入了进来。当时在中央歌剧院工作的歌手李光羲在九月中旬被通知“到人民大会堂报道”。《东方红》的选角非常严格，当时已经闻名全国的李光羲也必须经过选角。参加了第四届抗战主题曲《松花江上》的选拔，最终经过试听等考试从三位歌手中脱颖而出。从此，《松花江上》成为他传唱几十年的经典。
现在李光羲已经92岁了。《松花江上》这首歌已经流传很久了。这不是我的第一首歌，但当人们谈论这首歌时，他们仍然会想起我。”很多人问他为什么能把这首歌唱得这么感人。“因为这是我的真实感受。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占领天津，我当了八年亡国奴，和《松花江上》里描写的流亡生活很像。”
李光羲说，他们这一代人从小就生活在国家衰落的环境中。“他们有强烈的紧迫感。只要他们一唱，情绪就来了。”在他看来，演员在舞台上的表演要有说服力，不只是声音好听，情感一定要真实。这是李光羲演唱《松花江上》感人肺腑的原因，也是《东方红》经久不衰的原因。
排练纪律更加严格。李光羲记得，在《东方红》正式演出结束后，有一位记者到班上参观。“3000人的演出结束了，幕拉后过了三四分钟。记者到后台时，一切都井井有条。”
周总理修改了音乐录制的歌词
1964年10月2日晚，《东方红》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上演，、郭、、、、蔡丹卓玛等歌手悉数亮相。“东方红”跑了几次，盛况空之前。
“这是一个奇迹！我们集中载歌载舞不到两个月就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太神奇了。”吕祖龙回忆说，当时全国各地的观众都把来北京看演出当成一次党史教育，赞誉之声不绝于耳。
东方红的诞生，一直凝聚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吕祖龙说，演出正式上演前几天，毛主席也来看过节目。毛主席看后肯定了文艺工作者几十天的努力。然后以历史的眼光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意见: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如何表述，尚无定论。《东方红》可以写成1949年，如何表达新中国成立后发生的事情，以后再讨论。于是，天安门广场前原本设计的农民丰收歌、军队士兵舞、工人舞被替换成了各族舞蹈，结束了整场演出。
1965年，《东方红》开始筹备拍摄，周总理仍领导拍摄工作。一天，李光羲正在北京饭店录制一部电影。乐队成员突然放下乐器，开始鼓掌。他回头一看，发现周总理已经来了。听完《松花江上》，总理说:“歌词最后呼唤‘父母’，这是最直接的情感，但我们的歌要影响全民族。还是扩大影响范围，改成‘同胞’吧。”艺人欣然接受，将录音中的歌词改为:“同胞们，同胞们，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相聚？”
为什么东方红经久不衰，大家还津津乐道？对于这个问题，吕祖龙有着个人的理解:“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有着许多美好的传统。我们民族真正优秀的品质是什么？我们的国家有巨大的凝聚力，有富有远见的领导层，人民有努力工作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东方红》就是这种民族精神的高度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加上创新，这不仅是一场伟大的文化表演，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次伟大展示！”
李光羲也深有感触，“我们党不仅重视政治和军事建设，也特别重视文化软实力。文艺作品能启迪人们的思想，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这已经脱离了艺术欣赏的角度，而是将艺术欣赏与国家的命运和事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现在我们文艺工作者要树立更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把艺术创作和国家命运结合起来。”
(原标题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轰动一时，吕祖龙李光羲回忆3000人60天创造传奇)
来源北京日报
记者韩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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