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昭君的几个问题——读翦老《王昭君家世、年谱及有关书信》
关于王昭君的几个问题
——读翦老《王昭君家世、年谱及有关书信》
张传玺
翦伯赞同志的《王昭君家世、年谱及有关书信》均写于一九六一年春，共有四篇，即《王昭君家世》、《王昭君年谱》、《复郭沫若同志》、《复张名彦同志》。《复郭》信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八日我到郭家看望于立群同志时，她让秘书王廷芳同志给我看的。次年我们编辑《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时，立群同志已去世。经庶英、平英同志的赞助，将该信拍照制版，刊于书中。其他三稿是近来清理旧箧时发现的，均是初稿。
翦老对王昭君这个历史人物有很浓厚的兴趣。他为研究王昭君，阅读了大量的资料，其中包括了正史、文集、诗集、剧本、方志、汉简、敦煌资料、碑刻、砖瓦文字等。写过专论文章如《从西汉的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写过不少赞扬王昭君的诗，又在一些学术讲演或座谈会上，多次讲到王昭君，并给予很高的评价。所以这样，固然与翦老重视“昭君出塞”这个故事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很有群众性和戏剧性有关系；但最主要的并不在此，而是在于王昭君以一个女子，在两千年前我国的民族关系史上，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正如翦老所说：“王昭君在过去的史学家眼中是一个渺小人物，在现在的史学家眼中还是一个渺小人物；然而在这个渺小人物身上，却反映出西汉末叶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侧面，民族关系的这个侧面。从她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公元前一世纪下半期汉与匈奴之间的关系的全部历史。”翦老研究王昭君，做过一些读书札记，《家世》和《年谱》两篇就是札记之一。这次捡出，并上述两信，通读之后，感到内容较翔实，观点鲜明，文字简洁，对研究王昭君这个历史人物，或创造王昭君的艺术形象，都有参考价值。这次发表，《年谱》根据翦老生前的意见，在基本不动的情况下，略有增补；其他各篇只是略加校饬、注释，一切仍旧。
此四篇文章原非为发表而作，因之对不少问题，或“述而不作”，或语焉未详，我想就其中的几个主要问题较深入地谈一下自己的认识。
一、昭君的侄儿王歙与王飒
《家世》一稿用了八百字，概述了昭君的祖籍、出身和其亲属情况。关于亲属，史书记载很少。《家世》说：“她有两个侄儿，一名王歙，一名王飒。王莽时，皆封侯。歙封和亲侯，飒在王莽时任骑都尉，封展德侯。天凤元年（公元十四年），王莽派他二人出使匈奴。二年，又派王歙使匈奴。更始二年，刘玄又曾派飒出使匈奴。一直到东汉光武帝建武六年（公元三十年），刘秀还派飒出使匈奴。”从这个简单概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昭君有哥哥，还有两个侄儿。两个侄儿在王莽时，都封为侯。他们的封国都不是取县邑或乡聚之名，而是取与“和亲”有关的嘉名。还可看出，这一对弟兄在自天凤元年至建武六年的十七年间，曾四次共同或分别荣任汉朝出使匈奴的使节。此事说明了这对弟兄在当时的汉朝（包括新莽及东汉）和汉、匈民族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是多么重要。
文献关于王歙的记载没有问题。但关于王飒的记载，却有很大的问题存在。如《汉书·匈奴传》（下）记载更始二年使匈奴者，为“中郎将、归德侯飒”，无姓，可以理解为王飒。但同书《陈遵传》则记作“归德侯刘飒”。《后汉书·南匈奴传》记建武六年使匈奴者亦为“归德侯刘飒”，与《陈遵传》同姓名。刘飒是否为王飒之误呢？古代学者已有争论。现代学者亦无统一的意见。如清代周寿昌主刘飒为“降胡”之后说。他说：“《功臣表》：归德侯先贤掸以匈奴日逐王率众降侯，其孙讽嗣侯，此殆即其人。飒、讽字近，又缘上展德侯飒而误。下称刘飒者，必赐姓，史失载也。以故侯从光武得绍封复国，建武六年使匈奴，见《后书》。”钱大昕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或云：汉宣帝时，匈奴日逐王先贤掸率众降，封归德侯，其孙讽袭封。五十六年至建武初，尚存。讽、飒字形相涉，即一人。然据《班表》，建武二年，讽子襄已嗣侯，则讽当卒于建武元年，安得于六年更奉使乎？且先贤掸出于匈奴，不闻赐姓刘氏也。”那么刘飒倒底是谁呢？他没有说。翦老认为刘飒是王飒之误，我赞同这个意见。当然直接证据是没有的，但这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来推定。其一、从《汉书·匈奴传》（下）的书名体例来看，凡记述王昭君的亲属，都言名不言姓，记述其他使者则姓名全具。如天风元年作“莽遣歙、歙弟骑都尉、展德侯飒使匈奴。”二年作“莽复遣歙与五威将王咸”使匈奴。五年作“莽遣和亲侯歙与奢等俱至制虏塞下”。更始二年作“遣中郎将、归德侯飒、大司马护军陈遵使匈奴”。王咸与陈遵为姓名全具者。因此，更始二年之“飒”当为王飒。《陈遵传》记作“刘飒”，可能有误。其二、从派遣使节的重要性来看，始建国四年王莽杀匈奴右犁汙王咸之子登于长安，后咸立为单于，对莽极怨恨。王莽为了改善汉、匈关系，于天凤二年遣王歙为使，“送归登之尸体”。匈奴亦遣昭君之长女云、婿须卜当及云、当之子奢“至塞迎之”。这表明双方都很郑重。又平帝元始二年，王莽为了取悦王太后，曾设法让单于“遣王昭君女须卜居次云入侍太后。”可是云未来。天凤五年，单于遣云与当为使至塞下时，王莽佯遣王歙与其表妹、表妹夫相会，暗地却部署兵力，将云、当劫持到长安，并强立当为须卜单于，企图分裂匈奴。王莽的用心是险恶的，但他之所以以王歙出面，正是因为王歙在汉、匈关系中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更始二年使匈奴的任务更加艰巨，因为须卜当被劫持到长安后的第三年，就病死了。又过两年，云与其子奢在绿林军破长安时亦死去。这时汉匈间的民族关系很紧张，匈奴人不断侵扰汉的北边各郡。刘玄以新立皇帝之名义，遣使匈奴，送还云、当在长安的遗属和从者，欲修复旧好。这个使者更加重要。既书作“飒”，于情理推之应是王飒。东汉初年，刘秀“方平诸夏，未遑外事。”遣王飒使匈奴，以修旧好，也是理想的人选。其三、刘玄时之侯如无特殊功勋于刘秀，而能在东汉时仍为侯，这是不可能的。王飒因有特殊的政治作用而绍封复国是可能的。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亦认为刘讽应是王飒之误。
二、《王昭君年谱》的起止时间
《王昭君年谱》始于西汉宣帝甘露元年（前五三年），止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六年（公元三十年），我认为有道理。
从政治形势来说，甘露元年前后，是汉、匈关系的一个重要转变时期。从王昭君个人来说，这一年可能是她的生年或接近于生年。《后汉书·皇后纪·序》曰：“《汉法》常因八月算人。遣中大夫与掖庭丞及相工，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后宫，择视可否，乃用登御。”西汉之制相同。假定昭君十六、七岁入宫，入宫后四、五年“不得见御，乃请掖庭令求行”，于是“出塞”。自此年（竟宁元年，公元前三三年）上推二十年，正是甘露元年（前五三年）。又据《琴操》载，昭君十七岁入宫，五、六年未得幸御，因有出塞之请。《琴操》之说虽多虚构，但其成书时间不会迟于东晋时，于选宫女的制度来说，汉晋基本相同。所以《琴操》关于昭君的入宫、出塞的年龄，可以参考。据此，《年谱》始于甘露元年是比较适当的。
止于建武六年，显然超出了作“年谱”的常例。一般年谱只限于记述“谱主”的生平事迹。谱主去世或不知所终，年谱当即终结。我们所知王昭君最后的事迹，是汉成帝鸿嘉元年（前二〇年）复株累若鞮单于死，她从此寡居。此后，对她再无所知。为王昭君作年谱，可以止于此时。但王昭君的情况要特殊一些。我们研究王昭君的目的不在于仅仅了解王昭君本人的一史一事，诚如翦老所说：“从她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公元前一世纪下半期汉与匈奴之间的关系的全部历史。”实际这个历史还应包括公元一世纪的前三十年。因此，就有必要在谱述了她的为汉和匈奴之间的和平友好事业而献身的事迹之后，还应当接着谱述继承、发展由她开创的事业的她的侄儿、女儿、女婿、外孙等亲属的主要事迹。东汉建武六年以后，不再见有关这一方面的记载，因之《年谱》亦就止于是年。
三、昭君及其亲属的历史作用
王昭君是汉、匈民族和平的象征。这样的看法，在当时的汉、匈两大民族的朝野，都是如此；此后两千年间，在汉和北方民族中，只要民族偏见不重的人，亦都持这样的看法。至于今天，我们更应当承认这一点。当然，汉、匈之间由战争转向和平，决不能完全归功于王昭君个人的作用，应当说这是汉和匈奴在经过长期的战争折磨之后，两大民族的社会、政治各方面发展、变化决定的。宣帝甘露三年（前五一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黄龙元年（前四九年）又来朝。这些事实都是汉、匈关系转向和平、友好的标志。可是无论怎么说，元帝竟宁元年（前三三年）呼韩邪单于第三次来朝和“昭君出塞”，毕竟是这一历史倾向发展的最高标志。而且在此后的若干年中，这一历史倾向正是通过王昭君的关系体现出来。因此，评价王昭君就不应把她简单地看作一个“个人”，而应把她与时代联系在一起。汉、匈关系从汉武帝元光二年（前一三三年）“王恢谋马邑，匈奴绝和亲”，到元帝竟宁元年昭君出塞，其间整整一百年。翦老说：“昭君出塞之年，正是匈奴绝和亲一百周年，很明白寄托在她身上的政治使命是恢复中断了一百多年的汉与匈奴之间的友好关系。”这个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关于“和平的象征”一事，从如下的一些事实可以看出。就汉朝来说，昭君出塞之年，本应是建昭六年。由于昭君出塞，汉、匈和亲，汉元帝改建昭六年为竟宁元年。元帝的诏书曰：“虖（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响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嫱）为阏氏。”“竟宁”的含意，应劭曰：“虖韩邪单于愿保塞，边竟（境）得以安宁，故以冠元也。”再就匈奴来说，《汉书·匈奴传》（下）记载：元帝以“昭君赐单于，单于驩然，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又号昭君为“宁胡阏氏”。“宁胡”的含意，颜师古注曰：“言胡得之，国以安宁也。”“阏氏”是单于之妻的尊称。解放以来，考古工作者在今内蒙古包头附近，发掘出土印有“单于和亲”、“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等文字的瓦当，传世的“单于和亲砖”上印有“单于和亲，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等吉祥语。这些都是西汉末年的遗物。西汉末年，汉、匈之间只有一起和亲事件，就是昭君出塞。这些遗物应是匈奴人为庆贺“昭君出塞”而制作的纪念品，也是汉、匈文化交流高度发展的重要物证。根据以上事实，说王昭君是汉、匈民族和平的象征，并不夸大。
昭君的前夫呼韩邪单于对汉一直是友好的。她的后夫复株累若鞮单于对汉也一直很友好。他一即位，即派遣了两个儿子“入侍”，后来又多次遣使“朝献”。他本人于河平四年（前二五年）正月亲自“来朝”。二月始归。王昭君的亲属对于汉、匈友好，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王莽始建国五年（公元十三年），匈奴乌珠留若鞮单于死，时昭君长女云之婿右骨都侯须卜当掌权，立了与汉亲善的伊栗置支侯咸为单于，以维护并发展与汉的友好关系。当与云还建议新立单于与汉的“和亲侯”昭君之侄王歙会面，并将此事“遣人告塞吏”。王莽得知后，果然遣歙和他的弟弟飒“使匈奴，贺单于初立”。进一步加强了汉、匈友好关系。昭君的女儿、女婿、外孙和她的侄儿一样，多次充任匈奴的重要使节至汉，以促进友好关系的发展。王莽统治时期，实行歧视少数民族的反动政策，如改“匈奴单于”为“降奴服于”或“恭奴善于”等；又一再阴谋分裂匈奴；还大发军队，准备对匈奴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匈奴人也一再扰边。形势相当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可是就是这样，大战始终不曾发生；作为两个民族来说，也一直不曾发展到激烈对抗的地步，而且双方使节仍往来不断。所以如此，这和汉、匈之间已有数十年的亲密关系分不开；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王昭君的亲属的作用。尤其是她的女儿、女婿和外孙等，处于匈奴统治集团中，可是一直在为汉、匈和平友好而奔走，也有相当的成效。一家三代，包括亲戚在内，在六十多年中，为两个曾长期对抗的偌大民族间的和平事业而献身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就是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四、昭君的晚年及其子孙的命运
王昭君的晚年及其子孙的命运都是不太好或很不好的。这只能归咎于时代和剥削制度，也和当时汉、匈两个民族的统治集团中的个别野心家的破坏或陷害分不开。昭君出塞两年半，呼韩邪单于就死了，留下一个儿子名叫伊屠知牙师。她因遭遇不幸，曾“上书求归”；可是汉成帝命令她“从胡俗”，就改嫁给呼韩邪的匈奴妻之子、新立的复株累若鞮单于，又生了两个女儿，长女名云，后嫁与须卜当，称为须卜居次（夫人）。次女史失其名，后嫁与当于氏，称为当于居次。云生一子名奢，后为大且渠；次女生一子即醯椟王。王昭君再婚十一年，复株累又死，昭君从此寡居，时约三十三、四岁。她的儿子伊屠知牙师原封右日逐王，后为右谷蠡王。天凤五年（公元十八年），其异母兄舆立为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按照呼韩邪在世时的规约，伊屠知牙师应晋升为左贤王，为单于储副。舆死后，“传国与弟”，由他继为单于。可是舆为了传位与子，竟把伊屠知牙师杀掉。如昭君尚在，当是又一个极大的打击。昭君的外孙奢和醯椟王都是以和亲使者到了长安。昭君的长女云和女婿当以和亲使者在与其表兄、汉朝使者王歙会于塞下时，被劫持到长安。事先，大司马严尤曾劝谏王莽，不要这样做。他说：“当在匈奴右部，兵不侵边，……此方面之大助也。于今迎当置长安稾街，一胡人耳，不如在匈奴有益。”可是王莽不听。如上所述，当和云及其子奢先后都死在长安，这也是很不幸的。
史书关于醯椟王的交代是不明的。《汉书·匈奴传》（下）记载，在云与当被劫持时，“云、当小男从塞下得脱归匈奴。”这个小男既是云与当的，应是奢之弟。可是醯椟王是否仍在长安呢？抑或王莽“遣和亲侯歙与奢等，俱至制虏塞下”时，其中亦有他呢？王先谦《补注》谓此小男即醯椟王。不管小男是谁，是王昭君的外孙之一是无问题的。问题在于他逃归匈奴后，将是怎样的处境？可以肯定，在匈奴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之下，这个小男的命运是直接受到他的父母兄弟的政治状况的影响的。当时的匈奴单于是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他在这年正月，杀害了昭君之子、小男之舅伊屠知牙师。后来王莽立当为须卜单于，要以“大兵以辅之”，与呼都而尸道皋对抗。“匈奴愈怒，并入北边，北边由是坏败。会当病死，莽以其庶女陆逯任妻后安公奢，所以尊宠之甚厚，终为欲出兵立之者。”小男在这一情况下逃回，单于对他是不会高兴的。这一不幸，王莽亦不能辞其咎。
《汉书·匈奴传》（下）说昭君与呼韩邪“生一男”，即伊屠知牙师。《后汉书·南匈奴传》说昭君与呼韩邪“生二子”，未提名。可能“二子”为“一子”之误。史书对当于居次的记载极少。她的亲戚多遭不幸，很难想象她的命运会怎样好。
五、与王昭君有关的两封信
复郭老的信主要谈到话剧《王昭君》问题。这个话剧是郭老在一九二三年写的，共两幕。郭老根据《后汉书·南匈奴传》等对王昭君事迹的简单记述，以其特有的才华，对昭君事迹予以合理的艺术构思，将主人公塑造成为一位在两千多年前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的富有叛逆性的女性。翦老写这封信，是在看了田汉同志新编的话剧《文成公主》和昆曲《文成公主》以后，也是在他发表了《给文成公主应有的历史地位》和《从西汉的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两文以后。翦老在信中高度评价了郭老早在二十年代就写出了观点基本正确的话剧《王昭君》来，他还希望剧作家们能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在新的认识的基础上，像创作新的剧本《文成公主》一样，创作一部或多部观点更加正确、艺术水平更高的《王昭君》剧本来。
复张名彦的信主要谈了《琴操》的作者和对洪亮吉诗句中的“尺组”一词的解释。《琴操》一书中有伪托昭君作的《怨旷思惟歌》（后称为《昭君怨》）一首，所以张名彦同志对翦老提出询问。《琴操》旧题汉蔡邕撰，分上下两卷。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撰《世说新语》即持此说。唐朝的类书如《艺文类聚》、《北堂书钞》等相沿不改。可是《后汉书·蔡邕传》只著录《叙乐》一部，别无《琴操》。又《隋书·经籍志》（一）著录“《琴操》三卷，（东）晋广陵相孔衍撰。”翦老认为说《琴操》是蔡邕所作一事，“是六朝时人伪托的”。很有道理。
注释：
《从西汉的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第475页。下引本文不再注。
《汉书·匈奴传》（下）王先谦《补注》引。
《后汉书·南匈奴传》王先谦《集解》引。
《汉书·匈奴传》（下）颜注引李奇曰：“居次者，女之号，若汉言公主也。”文颖曰：“须卜氏，匈奴贵族也。”云嫁与须卜当。王先谦《补注》引沈钦韩曰：“居次是其王侯妻号，……非公主之比。”
《后汉书·南匈奴传》。
《汉书·元帝纪》及颜注。
《文物参考资料》一九五五年第十期。
邵适庐《专门名家》第二集《广仓砖录》，原物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汉书·王莽传》（下）。
《汉书·匈奴传》（下）。又颜注引李奇曰：“陆逯，邑也。莽改公主曰任。”主先谦《补注》：“钱大昭曰：陆当作睦，睦逯任名捷，莽侍者开明所生女。”《王莽传》（下）曰：“捷为睦逮任”。
诗曰：“奇童请尺组，奇女请和戎。莫信无稽说，妍媸出画工”。见《北江诗话》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