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影重重剧情详解3，谍影重重三部曲不可超越
文/纵观人间事
编辑/纵观人间事
前言影片开头是一次记忆丧失，一名被枪击的探员被一位渔夫所救，苏醒后的他全然不记得自己是谁，身处何地。唯有植入人体内的红外装置，才能投影出苏黎世银行账户。
有了那个帐号，他才发现自己的名字叫杰森·伯恩，于是他就踏上了冒险的旅程，找到了自己的真实姓名。
在杰森·伯恩恢复自我后，却拒绝接受作为一个“杀人机器”继续使用这一身份，并最后逃之夭夭。这个剧情框架和成龙的影片《我是谁》很相似，讲述的是一个失去记忆的间谍在寻求自己的真实自我。
但实际上，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内涵——第一种是关于香港认同的疑问，第二种则是在与政府的对立之外，更多地关注于主体问题，也就是“自我的认知与统一”
一、规训的身体杰森·伯恩出色的身手和敏捷的行动方式，让他成为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名特工，但也让人们意识到，要获得这样的力量和技巧，需要的是一种极为残酷的锻炼。
福柯在其代表作《规训与惩罚》中，准确地描绘了肉体的纪律：“古典时代的人发现人体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这种人体是被操纵、被塑造、被规训的。它服从、配合，变得灵巧、强壮。
《人是机器》这部大书是在两个领域同时撰写的。一个是解剖学——形而上学领域。另一个是技术——政治领域。”
按照他的说法，躯体是驯服的，可以被剖析，可以操控，利用，改进。他们都是政治上的傀儡，是可以随意操纵的微型木偶。
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出，失去了记忆的伯恩，虽然对自己的真实身份感到迷茫，但他依然凭借着自己受过的锻炼，施展出了一系列的战斗技巧。
这仿佛表明，力量对肉体的操控已深入骨髓，不管有没有自觉，当肉体受到纪律约束时，都会不自觉地按照纪律的规律行事。
假如我们以直线的方式来安排《谍影重重》三部曲，就会看到杰森·伯恩在失去记忆以前，对美国政权有着绝对的信心。
为了服务国家，挽救美国人民的性命，他受过特殊的中央情报局培训，主动参加了这次刺杀行动，并当着上级的面开枪打死了一位从未见过面的人，以示忠心。
这时，戴维·韦伯受到的训练，正如阿尔都塞所说，“意识形态将个体询唤为主体，并使主体的“观念’存在于他的行动之中。”理想主宰着他的思维，而他的思维反过来控制着他的行为，最终，他就变成了一件“值三千万美金的凶器”。
但事实就是，每一次出任务，都会有一个无辜的人受到伤害，而且这个人并不一定就是罪有应得。这时一种人性良知与纪律之间的冲突轰然降临，使得伯恩心中那“自身代表正义”的观念逐渐瓦解，直至崩塌。
因此，伯恩在翁博希被暗杀的时候，明明有机会得手，却发现孩子是那么的无辜与无助。他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让自己的计划彻底落空。
违背了规定，违背了合同，就要受到一定的处罚，而这正是小说开始的动机所在。电影里，由于伯恩的错误而使整个行动变得不顺利，而伯恩的出现也对这个杀手集团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威胁。
如果中央情报局和他作对，并且试图将他绳之以法，那么，作为对他的惩罚，就是摧毁他的肉体。肉体受刑的历史与整个人类的发展历程差不多。
尽管现代的刑罚体系已从野蛮和嗜血中解脱出来，但是，战胜人的意愿必须首先战胜自己的肉体，这一点并没有改变，拘留、禁闭和监狱仍然对肉体和它的能力起着巨大的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从影片中看出，伯恩的尸体被以不同的方式摧毁：枪击，近身搏斗，爆炸，但动作敏捷的伯恩总是能成功地击败他的敌人，并且全身而退。
笛卡尔的主观哲学奠定了以人为中心的理论基础，但马克思的主观哲学主张以社会为中心来建构个体的主体性。
尼采曾经宣称“上帝死了”，代表着永恒的法则和信念的消亡，而后现代的视野中，所谓主体只是一个虚构的神话并不真实存在，存在的仅仅是主体性而已。
而这也恰恰就是《谍影重重》所要探讨的。作为一名间谍，杰森·伯恩首先被美国的意识形态所召唤，他必须遵守所有的权利，自愿沦为杀人机器而不自觉。
然而这种主体，只是一种想象性的主体，是被意识形态操控的主体。事实上，他是一个人的真实的主观能动性被剥夺了。
如同我们身处的世界每个人似乎拥有着选择的自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做或者不做一件事，成为或者不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当一个孩子能够从一面镜子认出自己时，他的思维就已经形成了。理性与平等的自由仅仅是知识的结果，而不是人的本性。
《谍影重重》第3集里有一幕很有名——“卫报”的一位记者深知“黑石楠”项目的内幕，他被中央情报局盯上了，而伯恩则希望能和这些新闻工作者接触，从而在喧闹的滑铁卢火车站上演了一出13分钟的捉迷藏游戏。
镜头的迅速移动，激烈的剪辑和吸引人的速度都是很受欢迎的。
但除此之外，影片中到处都是监控，180度旋转的摄像机，卫星跟踪，以及大量的间谍眼睛，组成了一个全方位的监控领域。
这使我们想起了福柯所说的那种开放视角的监狱，它位于中央，周围环绕着一圈圆形的塔楼，上面布满了巨大的窗口。这座圆形的建筑被划分为一个个独立的小房间，每一个小房间都穿过了整座建筑。
每一间牢房都有两扇窗子，一扇正对着塔楼。
在这灯光的作用下，在晴岗楼里的人可以清晰地看到牢房里的犯人们在做什么，但是在这里，他们是绝对无法看到塔楼里面的情况的！
其最大的影响是，在囚犯身上形成一种明显的、不断的可视化的状况，因此保证了权利的自动运作。
这仿佛是对现代真实世界的一种讽喻，伴随着技术的进步，整个世界已经完全网络化、信息化和图像化。
现在的社会，监控无处不在，无论是公共场合的摄像头，还是私人录像设备，甚至是别人的眼睛，都会被监控，证件，指纹，DNA，甚至是网上的账户，都会泄露一个人的真实身份。
这的确加快了地理上的联络，保护了每个人的人身安全，但是也使得人们无法逃避监控。在这样一种无法逃脱的观察中，一个人就会被不断地观察。
就算周围没人盯着他们，他们也会产生一种本能的监控，自动过滤掉一些不方便表现出来的举动。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地产生出一种真实的征服。
这样，生命的主题就会被分解和死去。主体不可能是意义的源泉，不是能决定自己的意图和支配自已生活的自由的存在物，而是话语、结构和权力关系的产物，思想和行为都受到社会力量、机构的制约。
作为一名间谍，他的身份问题很复杂，也很暧昧，也很模糊，他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外表，但他的真正身份是谁也找不到；他视权威为认同的归宿，但在面临困境时，这种认同并没有得到维护和认可。
而这个行业，也是好莱坞最喜欢的一个行业。就像《谍影重重》的英文译名《伯恩的身份》一样，杰森·伯恩在影片中所面临的主题就是认同问题。福柯的学说表明，当人开始怀疑自己时，“危机”就出现了。
伯恩所遭遇的“身份危机”正是“危机”中的一部分，当他失去了自己的尊严后，他就会感到无助。头痛、噩梦和烦躁，让他变得更加虚弱。随着他对自己的身份越来越清楚，他的勇气和能力也越来越强，那是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
但这并没有结束，杰森·伯恩意识到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后，他对自己的认知出现了一丝动摇。他是一名间谍，但却没有被认可，甚至还被人杀死，这让他对自己“杀人机器”的身份产生了强烈的不满。
身份所指的两种取向:自我的识别和同一:自我社会地位的辨识。第一种是对自己内心的认识，第二种是对集体的社会认同。在这种情况下，杰森·伯恩在两种不同的层次上都失去了自己的地位。
事实上，伯恩的“身份危机”只是现代人所普遍面临的“身份危机”的一种戏剧性象征。在权利的操纵下，人们必须按照权利的规定来构造自己的身份、财产、地位、品味偏好乃至日常生活，以此来避免受到“惩罚”。
尽管权力表面上看不见，但实际上，它所带来的“惩罚”，却是实实在在的。随着通信和运输的飞速发展，空间被冲淡了，没有了区域的概念。
由此，个人对于自己与别人之间的区分就会受到阻碍，不断增强的自我质疑会引发“身份危机”，进而引发现代人的一种常见的“焦虑感”。
不过，伯恩的记忆缺失可以看作是一种再生。这部电影花了两部电影讲述了伯恩恢复自我的过程，但是在发现了事情的真相后，他抛弃了杰森·伯恩，用了自己的真名戴维韦伯，以此来建立自己的主题。这和原著大相径庭。
伯恩在恢复了自我以后，仍然以一名间谍的身份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然而，令人感兴趣的是，伯恩虽然自觉地失去了主观能动性，但是他还是选择了屈从，选择了与自己地位不对等的地位。
而正是《谍影重重》帮了伯恩一个大忙。然而，这种未公开的结尾并未明确地告知伯恩，他还得继续与权势机构对抗。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伯恩自己在面对权利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主观能动性的追寻。
结语《谍影重重》三部曲是一部风格统一，情节连贯，叙述完整的好莱坞动作片，它不仅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更是对其人文思想的一种有益的探索。
尽管由于它披上了一层商业化的外衣，它并没有能够更深刻地触及到“主体性”这一主题，但是从这部片子中透露出来的讯息来看。
它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福柯对于权力和身体，权力和主体，权力和认同等主题，希望能够引起人们更多的反思。
参考文献：
[1](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
[2](法)路易-阿尔都塞著．李恒基，杨远婴译《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3]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
[4]赵彦芳《主体的死亡与复活——福柯生存美学的审美主体及其当下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