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对谈班宇、岳雯｜有了文学的心跳，影像才能一直活下去

”他打响指说。/让我们合声打响指。/遥远的东西会粉碎。/前面的人还不知道。”

在年初的影视剧《漫长的季节》中，少年王洋写的诗成为贯穿全剧的隐藏线，剧中很多文艺的情节对话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部由作家班瑜策划的电影，促成了文学与影像的奇妙共鸣。

其实早在1988年，横空空的《红高粱》诞生，就宣告了“第五代”导演以不可阻挡的姿态成为中国电影的主流。这些导演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他们与先锋文学写作的密切联系。张艺谋、陈凯歌、李等名字，频频与莫言、余华、王安忆、苏童联系在一起，他们之间强烈的化学反应，创造了新时期以来最引人注目的文化风景。

在随后的电视时代，文学从未缺席。王朔、海岩等通俗文学引领者也活跃在长篇电视剧领域，诞生了《欲望》、《瘾》、《永不满足》等一批经典剧集。文学与图像的相互刺激也延续至今。

在谈到近年来影视作品的文学改编新浪潮时，《收获》杂志编辑吴越写道“文学是电影的心跳”。她在《文汇报》做了十几年的文化记者，后来转行做了文学编辑，也是班瑜、双、郭双等作家在《收获》发表的第一部小说的编辑。近日，吴越的新书《我们必须写作:写作改变的生活》出版，书中收录了她近十年来在文学写作领域的访谈、讨论和非虚构写作尝试。

这些年来，吴越的很多采访对象的作品已经或即将被改编成电视剧。在文学影视化趋势的今天，应该如何看待这个时代文学与影像的关系，文学是否还能赋予影像“心跳”？在新京报书评周刊文化客厅第160期活动中，我们加入了活字文化，邀请作者吴越与作家班瑜、文艺报副总编辑文悦对话。

我们必须写下:被书写改变的生活，吴越著，活字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6月。

文学带给图像的不仅仅是故事，

还有一套叙事方法。

谈及文学与影像的关系，吴越认为影像中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线条或片段就是文学。文学会以各种形式出现在生活中，不仅仅是通过文字，还体现在对生活的态度上。正是这种态度，让影视经久不衰。

在吴越看来，布列松对文学与图像的关系描述得最为贴切。他曾提出，电影影像的节奏就是心跳、文学、呼吸的节奏。没有文学支撑的影像，对受众的影响可能有限。吴越提到了最近大热的电影《碟中谍7》，认为片中很多对话都有一种“文艺感”。比如影片中提到一种AI消失技术，说AI可以抹去一个人的踪迹，在各种监控探头中很难找到他。但即便如此，影片也暗示了任何痕迹都可以被AI抹去，只有镜子里映出的这个人的影像不会被抹去。

很多影评人把文学和影视交融的时刻称为“文学性”。对此，作家班瑜表示，这个词让他很反感。所谓的文学性，似乎是指向某种无法自圆其说的东西。人们一般会把自己不了解的东西归入“文学性”。但什么是“文学性”？

班瑜在朋友圈提到诗人刘天昭分享的一首新诗，让他印象深刻。“其中一条是她引用了以前一个记者朋友的话。她的朋友曾经说过，她在非常孤独的情况下突破了一次调查采访，觉得‘她为什么一个人走那么远’。在那首诗的后半部分，刘天昭说有可能深入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世界还是很深的，而我们今天几乎是一个平面。我们有什么深度？”

作为影视剧《漫长的季节》的文学策划，班瑜认为，文学能给影像带来的，除了故事，其实就是一套叙事方法，即谁在从什么角度说话。在班瑜看来，大量意象的叙事方式仍然是上帝视角的叙事，但同时也在探索新的组织形式，类似于把一个人一生中的几个瞬间切片，然后重构，最后以倒叙或插值的方式呈现出来。班瑜认为，这部分确实属于文学。

与拥有文学和影视两个领域工作经验的班瑜相比，文悦说她更像是一个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的人。吴越在书中的一个观点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电影给观众的是日常的存在之思，而文学给的是存在之思之外的那些无法翻译的部分。“文学可能是一种光，一种从电影内部散发出来的光。当这道光照亮的时候，并不停留在故事是否动人，是否能让观众在电影院很好的看完这部电影，而是看完之后是否能有所感悟和诗意，或者是否有一种总在回味的不舍。我们说一部电影是文艺的，可能指的是这部分，这部分超出了技术环节，是看故事的更高层次的部分。”

我们需要电影，因为我们想沉浸在我们所知道的日常、无常和非凡的事物中。我们之所以需要小说，是因为在日常的、无常的、非常的时代里，仍然有不为人知的转化转运方式空，正好可以容纳灵魂。

——吴越我们一定要写:被写作改变的生活。

近年来，吴越注意到，随着新一代作者的崛起，一批新的影视作品正在涌现，这些作品与文学紧密结合，可能会重现或再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产影视剧的盛况。为什么文学的影视对小说家同样有吸引力？

吴越认为，可视化可以让虚构的文字与现实世界产生关联，进而产生新的现实，这才是真正让作家兴奋的原因。“即使你有10亿真实的读者，读你的小说，它依然存在于“阅读”中。假设一个剧组在2020年10月1日开始拍摄你的一部小说，书中的故事与现实世界的时间线重合。这一天的天气，这一天演员的心情，他穿的衣服等等。，都是掺杂着虚构的东西。”在吴越看来，这是图像能给文学带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能让文字成为真实的一部分。

O2个体与世界的碰撞最终使其成为。

与众不同的人

无论是作为文化记者，还是后来的文学编辑，吴越都说“心一直是观察者”。《我们必须写作:被写作改变的生活》收录了她过去十年对当代中国青年作家、文学巨匠、外国文学大师、非虚构类作家的一对一访谈和评论。

谈及自己与这些作家的相遇，吴越说自己最关心的是流动人群如何认识自己，如何接受环境。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个体已经不可能在同一个地方生活80年。现在每个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会经历不同程度的环境变化，逐渐发现世界不是平的就更容易相处。从这个角度来说，个人与世界的碰撞，最终让自己与众不同。

在五岳的采访对象中，作家勒·克莱齐奥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旅程。从法国到非洲，再到中国的很多地方，他的身份总是夹杂着多重记忆，这些记忆给他提供了新的刺激，让他长出了新的边界。金宇澄经历了父母那一代难以言喻的悲伤和失落，在东北做了多年马夫，后回到上海，逐渐夺回了自己失去已久的话语权。所以金雨城会带着更深的眷恋去看待城市的细节，成就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金雨城。

在身份转换层面，陈村无疑是最典型的代表。他早期的实验性作品影响了后来很多作家的创作。吴越回忆说，她最初对陈村的身份很感兴趣。他是文学界的资深作家。“有一次，陈村来了，苏童和余华都在旁边。但陈村可以直接取笑他们，喊一声‘你们都喘不过气来’，然后大家就哄堂大笑。”后来，陈存慢慢走到了幕后。他拿起相机开始拍照。

在吴越看来，写字的陈村和拿起相机的陈村是同一个陈村。在《陈村:上海最资深的宅男》中，吴越说，她想写一个时代的一个人，他可能不会一直走在前面，他会怎么想，怎么做。

“其实，作家是一种人格。一个人选择当作家，就是选择了一条难以回头的路。因为他会以作家的身份活着。”吴越提到，法国小说家勒·克莱齐奥曾把自己比作一面鼓。任何遥远地方的灾难、痛苦以及与这个时代相关的任何东西，最终都会在作家的鼓上形成映射。

虽然这是一本知名作家的采访集，但班瑜说书中最让他印象深刻的一篇文章是一篇特稿《回到光明街》。这个故事发生在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2008年5月，四川都江堰一名白血病四年级女生经历了地震。此时，距离她确诊已经三年了。那天早上，她从成都化疗回来。由于老师的抢救，她没有受到身体上的伤害。然而，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在灾难后需要帮助，却很少有人关心这个女孩。女孩的父母四处奔走，准备再要一个孩子取脐带血给女儿治病，可命运还是在捉弄这个家庭。第二年，在她哥哥出生前两周，女孩不幸去世。事后得知，新生儿和死去的姐姐血型不同，无法配型。

班瑜在《径直走进虫洞》一文中提到，通过这篇报道，“完全可以想象到这个家庭的整个过程，焦虑、叹息、痛苦、希望，以及被迫被取代的卑微的渴望”，这让读者在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内心之间，在能说不能说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地来回穿梭。吴越曾在文末写道，“愿光明街从此与光明同在，因为这是一条多么卑微的街道...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一根毛细血管在国家肌体中所能达到的尊严、善良和坚韧——而没有意识到它的伟大。”

“文学是我们回到光明街的一条路吗？至少对于我们这些一厢情愿的人来说，我希望是这样。”班瑜说。

整理/陆深

编辑/张瑶·王菡

校对/茜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