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剧雷雨全场视频，沪剧雷雨唱词

曹禺的戏剧《雷雨》是中国戏剧史上不可逾越的高峰。该剧以一对同父异母的兄妹乱伦为核心情节。男女之间的互爱和不知情的误会导致了他们之间的乱伦，命运的巧合导致了真相的暴露。石破天惊，巨大的悲剧在瞬间发生了。

沪剧《雷雨》忠实再现了曹禺原著的基本精神，同样震撼人心。剧中的人撕心裂肺，用唱歌的形式哭出来，比话剧更震撼。这让我想起一句名言:“情动于中，形在外。说出来还不够，所以是叹息；哀叹不足，所以永远唱下去；缺少永恒的歌曲，我不知道如何用手跳舞。”(诗序)《千古绝唱》意为歌唱，是用来抒发感情的。有时比单纯的“说”(戏剧的“道白”)更能揭示人物的心理，宣泄人物的感情。但沪剧不是戏剧，这让我想起黄(1906-1994)先生在《论戏剧观》一文中的说法:

戏剧的概念应该应用在编剧身上？剧本，剧本，一部剧的精髓。如果一部剧是用写实的戏剧观来写的，我们就很难用写意的戏剧观来表演，否则必然会有剪辑和导演的争议。

如果我们理解正确的话，曹禺的话剧《雷雨》正是左林先生所说的“用现实主义的戏剧观来写”，而属于传统戏曲的沪剧《雷雨》则是“用写意的戏剧观来演”。那么，“写实”和“写意”是如何统一的呢？

依我愚见，黄先生的文章意义重大，但也有许多缺陷。首先是“戏剧观”的提法。什么是「戏剧观」？戏剧观念是戏剧的根本观，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戏剧”(内涵)和“什么样的戏剧”(外延)。显然，左林先生只是注意到了戏剧的外延，即以“写实”和“写意”来区分两种不同的戏剧，或者以梅兰芳、斯坦纳、布莱希特为例，总结了几种不同的戏剧观，却没有触及戏剧的本质，即更重要的“什么是戏剧”的问题。例如，左林先生说:

美、思、布有什么区别？简单来说，两者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相信第四堵墙，布莱希特想推翻它，但对梅兰芳来说，这堵墙根本不存在，也没有必要推翻；因为中国传统戏曲向来是程式化的，不提倡在观众面前制造生活假象。

这一论述最精彩的部分是对“梅、四、布”对“第四堵墙”不同态度的描述，其理论错误在于中国戏曲“不主张在观众面前制造生活假象”。梅兰芳只靠“一只齐膝的木桨”和他的身影表演，就能让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如“水流湍急”、“船入小湾”和剧中人“挣扎着保持平衡”、“平稳地划着”。我在想，这不是“在观众面前制造一种生活的假象”吗？谭鑫培在《李陵碑》中扮演杨晔。他唱《全身》的时候，双手抱肩，头却在抖，只有头上的绒毛球在抖，让人觉得凉飕飕的。看过这场演出的梅兰芳说:“谭老先生的《李陵碑》在唱反调之前出场，冷得像真的一样。我是一名演员。六月的雨天我坐在台下看，却觉得冷。”这是中国传统戏曲演员的技巧。他们不仅可以用自己的表演外化人物内心，还可以随意打破时间空限制，化无为为冬天。这就是中国传统戏曲的魅力和精髓。换句话说，中国传统戏曲里的各种动作，比如以鞭代马，以桨代船，上楼下轿子，都是在营造生活的假象，只是用的手段和戏剧里用的不一样。

由此可见，戏剧作为戏剧的一个变种，就像戏剧一样制造着生活的假象。正是因为左林先生忽略了戏剧的本质(内涵)，只谈戏剧的多样性(外延)，才过分强调了戏剧的特殊性。事实上，从文本来看，剧本的文体特征是第一人称叙述者；从舞台表演的角度来看，戏剧的本质是角色扮演。这个定义大体上是正确的。戏剧和戏曲的区别，只在于手段的不同。单从文本来看，两者都是第一人称叙述者，但剧没有歌词，这是两者最大的区别。

沪剧《雷雨》完整保留了曹禺原著的核心事件和悲剧结局。原著中所有的人物及其关系，重要的场景甚至细节(比如观众喜爱的“喝药”和樊沂关窗的细节)，甚至一些吟诵，都是沪剧所使用的。沪剧《雷雨》的成功，离不开原著扎实的基础。

即便如此，沪剧也是有歌词的传统戏曲。在矛盾冲突最激烈的场景中，比如原著中最流行的“喝药”，是这样描述的:

在周朴园的傲慢下，周平不得不跪下，乞求他的“母亲”喝下药。此时，周平和樊沂的痛苦、怨恨和无奈无以言表，与原著无异。原著中周朴园的咏:“一个母亲要处处为孩子着想，即使自己不照顾自己，也要做孩子服从的榜样”，这一点在沪剧中得到了完整的保留。但如原剧一样，没有独白表达他们的心理活动，只有以下提示:“平看、冲；无数的泪水流满了我的脸，我全身都在颤抖。”周平和樊沂轮流演唱，然后在沪剧中演唱，生动地表达了他们的心理状态。其中一句歌词是两个人唱的，周平唱的是《这一幕》，樊沂唱的是《尴尬》，让他们既是“母子”，又是“恋人”。在这种情况下，同样的尴尬情绪被传达给了观众。

总之，沪剧《雷雨》在增加歌词的叙事功能方面做了大胆的尝试。经典的话剧《诵经》被巧妙地转化为韵文，在舞台上演唱，丝毫没有削弱原著的戏剧性。经典的悲剧以歌声的形式重新震撼了人们。

曹禺的原著《雷雨》太耀眼太经典，可以移植，但很难超越。很难保持原著的精髓和沪剧“歌舞升平”(王国维语)的“戏剧性”。但是，戏剧和戏曲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都是剧，剧都是第一人称叙述者，本质都是角色扮演。上海话剧《雷雨》跨越了“写意”与“现实主义”的界限，做了非常积极有益的实践尝试。

(作者:康宝成，中国古代戏曲学会副会长、广州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