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日本731部队，南京1937日军

1998年8月18-19日，北京东路南空 Command北门发现人体遗骸，初步认为是细菌战受害者遗骸。

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室受命调查敌情犯罪的报告(南京市档案馆提供)

南京九华山脚下的北京东路上，车水马龙，车水马龙。很少有人知道，80多年前，这里隐藏着一座细菌武器生产工厂。

绝密“死亡工厂”

731部队首任指挥官石井四郎于1939年4月创建，培育霍乱、伤寒、鼠疫等致命细菌是1644部队的“专长”。

1998年8月18日，在某工地深挖过程中，意外挖出41个头骨和大量肢骨，现场气味刺鼻。时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出差。打完一个电话，他立即赶回南京。

“我被告知有可能挖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尸骨，但我去现场后感觉不太像。”朱成山至今对这一幕记忆犹新。同一位置的头骨、四肢和骨骼被装在长约1米、宽约0.3米的简易木箱或小袋中，颜色较深，味道刺鼻(后核实为浓硫酸消毒)，不符合大屠杀弃尸特征。施工现场随后被封闭和覆盖。南京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第二军医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专家先后进入现场，提取了土壤、水、骨骼等物证，对遗体中发现的木箱、小袋、皮革、金牙等进行了考证。朱成山还邀请了军事医学科学院郭成洲教授(已故)、南京大学历史系高行祖教授(已故)参与研究。

法医鉴定为非正常死亡遗体，埋葬于60年前左右；医学采样检测结果显示其含有微生物；化学检测显示存在霍乱弧菌肠毒素基因；现场附在头骨上的皮帽带是中国军人的遗物，埋葬地点位于1644军司令部——中央陆军医院(现东部战区总医院)旧址...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浮出水面，专家们最终认定这些骨头属于在细菌试验中惨死的同胞。

“这是中国首次发现日本细菌战部队人体实验的物证。在此之前，我们对南京1644部队知之甚少。”朱成山说。

据史料记载，这个位于闹市区的隐形“死亡工厂”是731部队首任指挥官石井四郎于1939年4月创建的。列为“中央支那防疫给水部”，俗称“多摩部队”，谥号“訾荣1644部队”。日本战败投降前，1644部队在江苏、浙江、上海、湖北、江西、安徽等地设立了12个分支机构，共约1500人，为其邪恶目的工作。

对外是防疫单位，对内是细菌单位。培养霍乱、伤寒、鼠疫等致命细菌是1644部队的“专长”。南京大学生物学教授朱曾于1945年11月与上海国防医学院(现第二军医大学)多位学者一起参与接待1644部队。朱回忆说:“仅侵华日军留下的一批铝细菌培养箱，就足以制造3万毫升不人道的细菌武器。”1949年，1644部队第四任指挥官佐藤俊二在前苏联法庭上供认，1644部队曾制造大量细菌武器。

这里有多少人悲惨地死去？因为原始档案被销毁了，这成了一个永恒的谜。

在美国的保护下，邪恶的战犯逍遥法外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很多人都与细菌战有关，但整个人体实验罪却在美国的庇护下逃脱了审判。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接下来的两年半时间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了二战中的日本甲级战犯。1946年8月29日，法庭上有这样一段对话:

——美国萨顿法官宣读了受命调查敌人罪行的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室的报告:“敌军把我俘虏的人带到医学实验室，向他们体内注射各种有毒细菌，观察他们的变化。这个部门是最秘密的机构，其死亡的确切人数不得而知。”

——法院院长:“难道你不想给我们提供一些更多的证据，证明在实验室里测试有毒血清的功效吗？”这是一个完全新奇的东西，我们还没有听说过。你能在这儿停下吗？"

-萨顿先生:“目前，我们不提供这个问题的补充证据……”

从1946年5月3日的审判到1948年11月底，历时两年半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日军在中国犯下使用细菌武器并对活人进行实验的罪行，只留下了上面短短的几行对话。从此，细菌战和人体实验的问题消失了。

据了解，1945年至1946年，日军罪行调查和抗战损失调查机构在南京成立，包括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南京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临时参议院南京大屠杀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等。这些机构先后开展了调查统计工作，留下了大量珍贵档案，其中包括“多摩军”的相关史料，现藏于南京市档案馆。

“点到即止，含糊不清。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受审的许多人都与细菌战有关，并参与了细菌战计划。但不仅是他玛部队被故意忽视，整个人体实验的罪行都在美国的保护下逃脱了审判。”南京大学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所专家、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张生说。

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受害者。

“腿腐”的真正元凶是炭疽杆菌和鼻疽杆菌。

上世纪80年代末，李晓芳在浙江金华驻军医院工作时，接触到一些来看腿腐病的老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超过了60岁，他们的伤口既不像静脉曲张引起的腿腐烂，也不像稻田皮炎引起的溃疡。有老人提到是被日本鬼子毒死的。

这个偶然的发现引起了李晓芳的注意。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在浙江、江西两省开展了腿腐病调查，走访了20多个县市的200多个乡镇，发现了300多名腿腐病患者。他将患者的发病机理和临床症状与当时日本细菌武器的致病机制进行对比，得出“腿腐”的真正元凶是炭疽杆菌和鼻疽杆菌，并出版了书籍和绘本。他的研究也得到了郭成洲教授、美国医学家马丁·弗曼斯基博士等国内外专家的认可。

“1644部队重点研究鼠疫、霍乱和斑疹伤寒，毒物主要是蛇毒、河豚毒素、氰化物和砒霜。既是科研生产基地，也是实践基地。”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所专家、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张连洪介绍，1940年以来，侵华日军将细菌武器应用于实战，在华中地区进行了三次远征作战，即1940年10月对浙东的鼠疫战、1941年11月对湖南常德的鼠疫战、1942年5月至9月对浙赣铁路线上的各种细菌战。全部由731部队领导，1644部队配合。

我们必须抓紧“抢救”研究。

细菌战的见证者越来越少，对侵华日军在南方进行细菌战的学术研究相对薄弱。尤其是近十年来，整体研究趋于停滞。

随着时间的推移，细菌战的见证者越来越少。“十几年前我去探访的时候，很多人跟我说你来晚了，而且是十年后，活着的目击者少了。”李晓芳说。

许多专家认为，近年来学术界对东北731部队各种犯罪活动的研究相对较多，而对侵华日军在南方进行细菌战的研究相对薄弱。尤其是近十年来，整体研究趋于停滞。

曾在东部战区总医院工作、参与过1644部队深度报道的《大公报》记者陈敏说，很多老同事看到他们工作的医院被侵华日军用作细菌战人体实验基地的报道时，都感到震惊和愤怒，然后说:“幸好他们没有成功。”“我很惊讶，每个人对身边的这段历史都如此陌生。很多人还认为细菌战只停留在实验室里。”陈伟说。

专门去南京调查1644部队旧址的日本友人前原诚司感慨地说，战后石井四郎等很多战犯都没有被追究责任。有的人还把细菌战的人体实验结果作为论文素材，有的官员崇拜大学校长、医学部长、医学主任等要职。“对于这些人的罪过，日本医学界一直保持沉默，没有报道反省。我对这一切感到非常惭愧。”原配老公说。

受访专家表示，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共同开展研究，寻找更多的史料和实物来揭示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和这一反人类罪行。“只有保留历史记忆，以史为鉴，才能有效反击歪曲历史真相的企图，防止罪行重演。”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朱成山说。(记者蒋芳)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