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文艺中，“说书人”正在全面复兴。海飞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是一个特别有价值的模式。
海飞说，他“将提出一些故事。所谓的培养，就是不断的吸收消化，和酿酒没什么区别。在一定的时间内，这些故事会发酵，成熟，丰满。”像他的家乡绍兴诸暨的一位酿酒师一样，海飞已经做了十多年的小说作家和电影编剧。这种“左右手对右手的徒手技术”逐渐清晰细腻，自然可以作为样本。
从先锋小说的传人到影视作家的中生代转变
他依然是纯文学期刊的常客，但更为人熟知的是《担惊受怕》、《麻雀》、《旗袍》、《花红》等电视剧中的谍战场面和战争场面。远不止一堆知名男女演员从这些剧本里演绎出了一批好角色，关键是故事本身的逻辑越来越扣人心弦，具有情节性强的硬核特征，时刻推动着人物在谍海的特殊环境中，如刀尖上行走或与运动员一起兴风作浪， 而且与包括年轻观众(读者)在内的审美，体验国内革命历史题材类型化叙事的快感和谍战剧情的知性质感。 在我看来，这就是故事的技巧。海飞近年来保持了小说和电影作家的区分，但它更沉浸在“故事”的本质中。
“说书人”是一个固定的概念，是一个典故。约翰·伯杰、苏珊·桑塔格和纳博科夫都在不同的背景下，以这个话题为关键词，表达了对“讲故事”的看法。在《讲故事的人:论尼古拉·列斯科夫》中，本雅明讨论了现代社会以来“故事”的状态。他所描述的现代性，至少包括印刷术和书籍的普及，新闻报道对受众的影响，以及一战后最重要的讲故事“经验”所面临的挑战；“战略经验遇到战术战争的挑战；经济经验遇到通货膨胀的挑战；道德经验受到当权者的挑战。年轻时坐马拉有轨电车上学的那一代人站在广阔的天空下空在农村，除了天空的云空，其他一切都不是以前的样子了。在云的下面，在毁灭性的洪水肆虐和毁灭性的爆炸接连爆发的原野上，是一个渺小而脆弱的身影。”
按照本雅明的说法，这些作家的个人经历的叙述远离大众。故事在文学的国度里的地位也在发生变化，或者说故事的传统是古典文学的一部分。然而，深思熟虑的判断是基于时代和社会的整体变化。本雅明根据当时的媒体、信息和战争，写出了《当年的说书人》。百年后的今天，有不同的力量要素作用于社会文化，如影视媒体的资本化，大众娱乐对内容产品的迫切需求，过度专业化分工对人们知识和经验的碎片化，竞争激烈的现代生活对故事作为逃避和补偿的迫切需求，民族民族志意识。这些都要求故事以新的技术和艺术形式再次主导大众文化的日常生活。
海飞在21世纪初从先锋小说的传人转向中生代的电影作家。他的小说，即使是影视实声的谍战系列，依然表现出极致的质朴和诗意的感性，这是一种训练有素的现代小说教养。具体来说，比如他作品中最受欢迎的小说《荆轲》，终究显得简洁明了。比如《麻雀》、《荆哲》、《守望者》、《唐山海》、《棋手》、《醒来》都是中短篇小说，它们的故事和叙事都充满了文学性:陈霞的眼睛即将重见光明。陈山痛苦地发现，妹妹被训练成了日本间谍的监视员。他觉得他的额头上满是蚂蚁，这使他的头发麻。...而他写的这些间谍小说的主人公，大概总会觉得，“此时此刻，这个国家布满了伤口，他在这样的伤口里进进出出。”
影视的结构要求改造了海飞小说中的情节、细节和人物。
影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叙事形式，尤其是影视媒体和艺术，肩负着文化产业和大众市场的期待。对作家和编剧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和转变。过去，我们习惯于从文学和现代小说的角度否定电视剧尤其是其编剧的文学性，但似乎很少考虑到，为了讲故事、讲好故事，影视的要求与遥远的故事传统和“说书人”是相契合的，这直接刺激了一种叙事体系和审美特征的创造性生成，改变了前一时期编剧这个术语的本土定义和工作伦理。
海飞说，“写小说和剧本的时候，突然发现不允许我鄙视每一个行业。”他谈到了做影视编剧对自己小说创作的巨大影响，比如对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理解、故事发展和人性挖掘、作品结构、体裁叙事中的创作点、对桥段和对话的理解、细节等。至于对小说和影视剧本异同的理解，可以说借助访谈和创作谈，他形成了一套得体、合法、实用的技能体系。这一点从他的影视作品中可以观察得更清楚。在那些谍战剧中，影视的结构性要求进一步改造了海飞小说的情节、细节和人物的优先性，动作和情感更加具体、实际、复杂、宽泛。海飞从小说家的自我分裂成编剧的自我，顺从了影视和大众的这种故事诉求，逐渐熟悉和自信。
因此，统一于“故事”而细分为小说家和影视编剧的海飞，典型地体现了现代小说传统向新故事“说书人”(编剧)复兴的过渡特征及其融合优势。于是，他开始跳出技术层面，有意识地提到当下的创作与时代、与世界的关系:“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世界并不像我们记忆中的那样，我们不能停留在过去的生活经验中，我们的眼光和思维跟不上时代千变万化的节奏，我们不能对农村和城市保持一种陈旧的认识，我们不能用常规的方式写作和表达，我们不能写出颓废的故事和脆弱的文学作品。”“在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时代，对于作家来说，做好所有的文学准备，创作出优秀的小说，将会受到时间和时代的检验。”——做好所有的文学准备，这里显然不是机会主义者的意思。我想，正是因为他的直觉、感受和判断，他在面对百年两次要素变化的边界期时，积极介入。
那么，剩下的就是一个切口，从哪个门进去，修炼那块文史。海飞参与间谍战自然是一贯的。我总觉得他的军旅经历，男性化的思维，甚至内向的气质，让他特别适合这种题材和知性的框架。一方面，他会在巨大的历史压力下遇到多方竞争的既定格局，他也一定能在历史的逻辑中读到紧张而丰富的故事，进一步抽象出一些关系和元素，使之更符合影视改编所需要的中心化原则。另一方面，他会在历史和情节的前提下自然放松文学表达，将这种修养带入小说卷中。除了语言，更是对人物的性格风格和人性、信仰、感情、生死之间的感受进行了充分的衡量，完成了他独一无二的“谍战深海”系列。
说到系列，这大概是海飞的另一个特点、个性和策略。像《惊吓》和《麻雀》，主要人物没有联系，次要人物会相互穿插，像介绍谍战前辈一样衬托这条战线的英雄谱系；再比如唐山海，他是《麻雀》中抗日谍战的武将，但《麻雀》的主角是中共的陈深，于是意犹未尽的海飞为唐山海写了一部网络小说叫《番外》。于是，一系列的谍战故事被编织成一个可辨识的文学地理小矩阵，通过一系列的电视剧，逐渐稳固成海飞笔下的谍战大山。这也是成熟有经验的作家在努力中的体会。
2019年,《收获》的长篇特刊出版了海飞的《在尘埃中》。我看到他把谍战世界延伸到明朝万历年间，那是一个多事多故事的时代。然而，从一龙的潜伏和麦家对他的阴谋开始，《谍战》似乎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固定的年龄定义和概念模型，但海飞却有所突破，进入了一个漫长的时期。这就是我所熟悉的海飞，在当代语境中越来越有活力的“讲故事者”。
作者:夏烈(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编辑: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