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100年“强国梦”1918-2018，从奥斯曼帝国—投入西方的土耳其
恩维尔帕夏似乎以埃尔多安的名字重新降临人间，曾经保卫共和国的凯末尔将军，却再也没有出现
1918年，后来写下《存在与时间》的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博士应征入伍，加入了世界大战的滚滚洪流，海德格尔这种健康不佳的知识分子的参军标志着大战的始作俑者—德意志帝国的战争潜力已经接近极限，海德格尔博士作为一个气象兵，注意到1918年的冬天比以往都要寒冷，在他向上级报告这一现象的时候得到了一条命令：
“停止观察那些云彩，我们投降了”
持续整整四年的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全球性的自相残杀终于停了下来，超过1500万人在战争中丧生。从索姆河平原到加里西亚，有幸在1919年春季播下种子的农夫发现这一年的庄稼长的特别好，那是因为整团整连年轻的生命，都被马克沁机枪和榴霰弹无情的碾碎在欧洲的沃野里，进入了永无止境的碳循环。
德军估计俄军动员需要6周，然而他们只用了6天，就集结了饱含未成年人在内的28万大军
前所未有的总体战争理念和层出不穷的新式武器不仅耗尽了所有主要参战国年轻人的血肉，也让整个国家精疲力尽，人类的战争目标第一次从迫使对方屈服，变成了耗尽敌人所有现在和未来的战争潜力。因此到了1918年，除了美国和日本之外，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均已陷入了无力再战的地步，损失最为惨重的法国有整整一代人战死疆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来都不愿再战。但无论如何，他们终于在1918年的寒冷冬天赢得了一场皮洛士式的惨胜。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他们的存亡之战才刚刚开始。
索姆河战役中阵亡的协约国士兵，这一片土地每平方米平均落下三颗炮弹，如深耕过一般。
一、刀俎之下的西亚病夫在1918年的11月最糟心的并不是已经终结的俄罗斯帝国，也不是正在解体的奥匈帝国，而是岌岌可危的奥斯曼帝国，这个曾经威震欧亚的霸主在19世纪衰落到被人讥为欧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被讥为东亚病夫的清国人有同病相怜之感，遂讹为“西亚病夫”，仿佛多了个伙伴，自己的病也不再孤独。
实际上，20世纪初的奥斯曼帝国远比同时代的满清要强大的多，奥斯曼帝国的“洋务运动”不仅早了满清一百多年，而且改革的范围和深度均远超满清，到一战爆发前，奥斯曼帝国已经初步建立了近代工业体系，和一支欧洲式的近代化军队，大量来自德国的军事教官确保奥斯曼军队在军事素养上并不落后欧洲军队太多，奥斯曼军队中也不乏穆斯塔法·凯末尔这样出色的指挥官。在政治上，掌握权力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抱有浓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摩拳擦掌希望在新的历史变革中重振奥斯曼帝国，特别是要向17世纪以来连续发动十次俄土战争的俄国复仇。一战爆发前，帝国向英国订购了的两条世界一流的无畏级战列舰，连安纳托利亚的小学生都为购买军舰捐了钱，整个国家似乎处于一种冉冉上升的复兴状态中。
完全欧洲化的奥斯曼帝国军官团
然而在帝国深处，改革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却使帝国的政治和经济运行陷入了每况愈下的怪圈，从1792年就开始的改革不断深化和扩大，从起初引进西式武器和西方军事技术，到后来深入到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扩展到司法、管理、税收、社会习俗各个方面。到20世纪初时，已经深刻的改变了整个帝国核心区的社会面貌。然而，专制帝国的顽疾让改革者们在不断与守旧势力的斗争中流血、牺牲，却也不可避免的沦为和他们一样的贪腐者，改革产生的红利让改革者们形成了新的既得利益阶层，然后被新的改革者所取代，使改革的成果极大的内耗在这种癌症循环中。
奥斯曼帝国的改革为帝国带来生机，也使它加速陷入危机
其次，改革的宏愿与苏丹的私利并不完全一致，富国强兵固然是苏丹希望看到的，但苏丹的首要目标是稳固自身的统治，当改革与苏丹的利益冲突时，往往发生反复和曲折。
第三，帝国在不断“西化”的过程中，不断加深对西欧国家的经济和军事依赖，到十九世纪末时，英法对奥斯曼帝国的“帮助”实际上已经严重的侵害了帝国的经济主权，遍布帝国军队的德国教官在提高军队军事素养的同时，也常常越过帝国军官直接指挥军队作战。
第四，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帝国，在小亚细亚核心统治区之外的广袤领土，很多都依靠宗教和政治联姻维系着程度有限的委任统治，在帝国核心区进入近代资本主义时代的时候，广大的外围地区还处于封建甚至原始部落状态，因此改革不可避免的伤害了原有的封建政治体系，帝国世俗化的进程削弱了彼此之间的宗教联系，帝国领土阿拉伯半岛上，瓦哈比运动掀起的原教旨主义浪潮动摇了苏丹作为哈里发的宗教权威，让昔日的穆斯林盟友们与帝国日益离心离德。作为帝国藩属的埃及在两次埃土战争中让帝国灰头土脸，甚至一度攻入帝国本土，让帝国的分裂主义势力蠢蠢欲动。
瓦哈比运动彻底撕裂了和阿拉伯人的宗教联系，阿拉伯人不再承认苏丹的宗教权威
最致命之处在于，20世纪初之后掌权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是一群不折不扣的“精德”，他们中的骨干多有德国留学经历，不仅崇尚德意志帝国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的赫赫武功，而且认为德国不像英法一样在帝国拥有如此重大的经济利益，进而疏远了用血替帝国保下克里米亚半岛的传统盟友英法，转而越来越亲近德国。帝国倒向德国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上下都有强烈的对俄复仇的愿望，在战争不可避免且英法俄同盟已经形成的情况下，帝国绝不愿与世仇俄国并肩作战。此外，英国在开战的最后关头，毫无信用的扣留并征用了奥斯曼帝国举国募捐购买的两艘战列舰，也成为了帝国倒向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和德皇威廉二世在一起的恩维尔帕夏，为了与德国的关系，他甚至接受了铁十字勋章
在战争初期，由德国人指挥的帝国军队在达达尼尔海战、加里波利战役、库特围城战中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让英法老师捶胸顿足当时将学生推向德国的不智之举，但随着战争的不断深入，帝国所有的顽疾和沉疴都在这场世界大战中集中爆发出来，糟糕的后勤让帝国军队在高加索地区的失败变成了一场大溃退，死于严寒和饥饿的人比战死的人数多的多，即使在局部战场获胜，也无法扩大战果。随着与对俄国战争的不断失利，军队中开始有计划的清除亚美尼亚裔官兵，以防他们投向自己的东正教友。
1916年，在欧洲战场一筹莫展的协约国决定对奥斯曼帝国进行釜底抽薪的致命一击，英国军人Thomas Edward Lawrence（即“阿拉伯的劳伦斯”）进入阿拉伯地区，开始策划阿拉伯大起义。长期以来，奥斯曼帝国中的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作为穆斯林教友，保持着清帝国中满洲人和蒙古人那种政治和宗教联盟的关系，共同维系着整个帝国，到20世纪初，因为前面提到的一系列原因，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联盟关系已经岌岌可危。英国在阿拉伯半岛的行动犹如一记背刺，重创了在欧洲战场尚可支撑的帝国，到1917年底，英军连续攻陷麦加、巴格达、耶路撒冷三座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城市，帝国失去了整个阿拉伯半岛，处于腹背受敌的状态，1918年初，英军攻占大马士革，兵临土耳其本土，帝国只能引颈就戮，只能于1918年10月30日投降，在欧洲战场屡次在“欧洲病夫”面前受挫的协约国为了泄愤，逼迫土耳其在达达尼尔海战中被奥斯曼军重创的“阿伽门农”号战列舰上签署了停战协议。
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长达300年的政治和宗教同盟被英国人稍一拨弄，便如多米诺骨牌般倒
协议对帝国非常严厉和苛刻，帝国必须开放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协约国军舰可以自由进入黑海，协约国军队占领海峡要塞，帝国军队立即复员遣散，并交出全部军舰。
这份报复性和摧毁性的停战协议标志着奥斯曼帝国在事实上已被解体，签订十天后，英国舰队开进了达达尼尔海峡，控制了整个海峡，随即占领伊斯坦布尔，萨姆松、艾因塔布及其他军事要地，并深入到帝国腹地安纳托利亚东南部，法国也不甘示弱，派兵进入了西里西亚和阿达纳地区。意大利不仅占有了之前通过意土战争攫取的利比亚，还在安塔利亚登陆，占领了协约国许诺给它的一部分地区。其它协约国纷纷跟进，纷纷想从轰然倒地的巨人身上撕扯下一块肉来。
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是对土惩罚的政策的主要推动者
更为危急的是，英国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了对土和约的激进主张：
“将土耳其彻底逐出欧洲，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和达达尼尔海峡由国际共管，土耳其放弃包括阿拉伯半岛在内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协约国有权占领土耳其任何军事要塞”
这一切的幕后推手是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他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报复奥斯曼帝国在一战前倒向德国，以及土军在加里波利战役中给予英属澳新军队的挫败和惨重。其次还有一些私人的原因，在英国征用本属于奥斯曼帝国的两艘无畏级战舰时，温斯顿·丘吉尔曾劝告英国政府不要过度激怒奥斯曼，以免其一怒之下加入德国一方，最低限度应使其保持中立。但劳合·乔治并没有采纳丘吉尔的建议，终于铸成大错，残酷的报复战败的奥斯曼帝国，也有其泄私愤的原因。
苏丹政府已被解除武装，已成为砧板上的鱼肉，只能任人宰割，急于加入一战又站错队闯下弥天大祸的土耳其青年党“三大帕夏”全都逃到欧洲做起了寓公逃避战争审判。不仅奥斯曼帝国已经解体，土耳其作为一个民族似乎也难逃灭亡的命运。
二、魂兮归来的“东罗马”军队英国本身在大战中消耗很大，不能独立完成肢解奥斯曼帝国的任何，法国则对英国的肢解计划心怀疑虑，美国则明确不同意一计划，英国需要一个合适的代理人来完成这一切，1919年5月5日，希腊军队在英国的支持下在小亚细亚港口伊兹密尔登陆，在占领了伊兹密尔及其周边地区后继续向东挺进，深入土耳其腹地。英国选择了希腊来担任代理人，是非常具有深意的，1453年，拜占庭帝国（东罗马）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人攻陷，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君王死社稷，身死国灭，罗马帝国的法统从拜占庭转入俄罗斯，我们现在在俄罗斯国徽上看到的双头鹰，就是罗马帝国皇权的象征。俄罗斯发动十次俄土战争不惜伏尸百万的目的除了攫取土地和利益，另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收复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为自己正名。
一战爆发前的欧洲局势，举着伏特加酒瓶的俄国气势汹汹注视着巴尔干
想光复罗马的除了俄国人，还有希腊人，拜占庭帝国虽然号称罗马，实际上从中期开始就是一个希腊化的国家，拜占庭帝国之于奥斯曼帝国，犹如明朝之于清朝，二者的核心统治区基本重合，且前者亡于后者之手。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希腊人，犹如满清统治下的汉人。把希腊人对奥斯曼帝国的政治企图看作欧洲版的“反清复明”，就很容易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
在俄罗斯帝国灭亡之后，刚独立不久的希腊就独自承担了“反清复明”的任务。在看到奥斯曼帝国战败，军队全被遣散，苏丹束手就擒时，希腊人简直欣喜若狂，英国人稍稍一撩拨，希腊人就急不可耐的组织了一只收复失地的军队，踏上了已经沦陷了近800年的亚洲故土。
1821年希腊爆发独立起义，摆脱近400年的奥斯曼殖民统治，重新成为主权独立的国家
土耳其人清楚的认识到，如果其他协约国只是想从奥斯曼帝国的尸体上撕下一块肉来的话，希腊人则是来连皮带骨彻底吞噬土耳其民族的。
1919年4月，协约国在圣雷莫起草了《色佛尔条约》草案，土耳其本土将被瓜分，希腊分得了小亚细亚的重要地区，包括阿德里安堡和加利波利半岛在内的全部色雷斯地区归于希腊。爱琴海上的土耳其岛屿与也归希腊所有，但是土耳其将保留君士坦丁堡的主权。海峡将由国际共管并且非军事化。
这一条约实际上灭亡了土耳其，因此在条约起草的同时，土耳其人决定开展一场自救行动，1920年4月23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土耳其英雄穆斯塔法·凯末尔将军在安卡拉建立土耳其国民议会政府，并宣布成为土耳其的唯一合法政府，拒不执行任何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命令，也不承认其签订的《色佛尔条约》，并决心用武力来面对对土耳其本土的任何外国入侵。
穆斯塔法·凯末尔将军决定放弃奥斯曼帝国，但他决心拯救土耳其
因此，1920年6月，踌躇满志的希腊军队打着执行《色佛尔条约》的大旗，拿着英国武器直扑安纳托利亚和色雷斯，因为奥斯曼帝国军队在战败后大部分被就地遣散，希军势如破竹，连续占领了巴勒克希尔、布尔萨、埃迪尔内等城市。希军在不断向土耳其腹地深处推进的过程中也沮丧的发现，尽管小亚细亚曾是拜占庭帝国的核心统治地带和主要兵源地，但期待中故土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场面并未出现，经过几百年的伊斯兰化，当地的居民早已成为坚定地穆斯林，而把希腊人当成了不折不扣的外来侵略者，纷纷组成游击队袭击希腊军队，随着希军的补给线变得越来越长，希军的推进速度也变得越来越慢。
此时距离君士坦丁堡陷落，皇帝战死已经过去了400多年，拜占庭故土已经彻底伊斯兰化
另一方面，凯末尔将军号召被遣散的帝国军人组织起来保卫祖国，努力组织起一支国民军队来，苏丹政府中的爱国军人也不断加入凯末尔一方，1921年1月，土军第一次在伊诺努与希军展开正面会战，尽管土耳其国民军只有1.5万人，但都是受过严格德式训练，且都是在一战中身经百战的老兵。相比之下，希军有6万之众，虽然名义上是“收复故土”，但时过境迁，早已是客场作战，天时地利一样没有。经过激烈战斗，1.5万人的土耳其国民军击退了6万人的希腊军队，取得了第一次伊诺努战役的胜利。然而凯末尔的实力依然很薄弱，也无力进攻希军，双方转入战略相持。
欧洲病夫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曾在一战中把英军和澳新军队堵在加里波利半岛的海岸上暴揍
三、奥斯曼死，土耳其生试图毁灭土耳其的力量除了野心勃勃的希腊，还存在于土耳其的内部，奥斯曼苏丹政府在签订丧权辱国的色佛尔条约之后，已经失去了全体国民的信任，不能再与凯末尔的国民议会政府抗衡，凯末尔在国内的敌人只剩下两个，新生的苏维埃俄国支持的土耳其共产党和他曾经的上司恩维尔帕夏。
马特·伊斯梅尔·恩维尔是奥斯曼帝国曾经的英雄，作为土耳其青年党的领袖人物，他青年时代目睹了奥斯曼帝国的腐败和软弱，立志要复兴帝国，他的一系列赌徒式的军事和政治冒险获得了成功，让他成为了苏丹的女婿和奥斯曼帝国的中流砥柱，也让奥斯曼帝国卷入了一战这个万劫不复的深渊，他曾是凯末尔的上司，两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
恩维尔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拥有切格瓦拉式的超凡魅力，他富有激情，善于演说和鼓动，迷恋宏大的规划并愿意为此献身，却缺乏实际的执行能力。恩维尔有着一些不切实际的政治理想，他试图将所有信仰伊斯兰教、说突厥语的民族联合起来置于奥斯曼帝国（其实是他本人）的麾下，这种可怕的想法直接导致了他成为亚美尼亚大屠杀的罪魁祸首。
凯末尔则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精于算计且脚踏实地，性格沉稳而坚毅，他是一个典型的职业军人，只相信现实。凯末尔没有恩维尔的诸多头衔和光环，也没有恩维尔在土耳其国内和伊斯兰世界的巨大影响力和号召力，他的威望完全得益于他出色的军事指挥能力和坚定的意志，在加里波利战役中，凯末尔参加了最为关键的几场战斗，重创了英军澳新军团。
恩维尔是一个极富个人魅力的危险分子，连他留的胡子造型都曾在土耳其国内掀起竞相模仿
因为性格上的这种巨大反差，恩维尔和凯末尔曾在利比亚共事期间发生过激烈冲突，在一战战败之后，恩维尔辗转潜逃到了苏俄，苏俄试图利用恩维尔在土耳其国内和伊斯兰世界的威望，在一战后的混乱中介入土耳其局势。但恩维尔显然有着不一样的打算，他试图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苏丹女婿的身份，把所有信伊斯兰教、讲突厥语的民族联合起来，在土耳其人的老家—中亚重新复兴奥斯曼帝国。这个新的“突厥人帝国”不但囊括了土耳其本土、苏俄控制下的整个中亚，还包括了中国的新疆。至今仍然危害新疆和中亚地区的“双泛思想”发展历史上，恩维尔帕夏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人物。当然，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一开始是伪装成一个亲共产主义的人来接近苏俄的。
凯末尔则对恩维尔的“宏大理想”毫无兴趣，他清楚的认识到，土耳其民族要在这场风暴中存活下去，奥斯曼帝国必须彻底死去，必须彻底放弃伊拉克、叙利亚、亚美尼亚和巴勒斯坦这些帝国领土，只保有土耳其人世代居住的小亚细亚本土，让土耳其从一个让列强如坐针毡的大帝国，变成一个平淡无奇的中小型民族国家，才能在最大程度上阻断列强彻底灭亡土耳其的企图，让他腾出手来全力应对希腊。凯末尔连近在咫尺的叙利亚后院都毫不留情的放弃，更不要提千里之外的中亚故土了。这种性格和理念上的水火不容注定了二人最后你死我活结局。
恩维尔好大喜功，性格张扬，拥有电影明星的特质，这和脚踏实地的凯末尔格格不入
在英国表示明确支持希腊，法国左右观望的情况下，新生的红色苏俄就成为了一支决定性的外部力量，苏俄采取了三方下注的策略，在扶持土耳其共产党的同时，把恩维尔豢养在莫斯科，同时对凯末尔示好。
四、存亡之战萨卡里亚凯末尔敏锐的觉察到苏俄的意图，他意识到没有苏俄的支持，他不可能战胜英国支持的希腊，于是一个永远成谜的事件发生了，1921年1月28日，土耳其共产党领导人穆斯塔法·苏布希夫妇及土耳其共产党高层一行在黑海港口城市特拉布宗被强制登上了一艘神秘的船，这艘船在黑海航行的过程中“恰好”失事，土耳其共产党高层全灭，指责是凯末尔策划了这起事件，凯末尔坚决否认，并指控是恩维尔策划了这一起事件。并逮捕了国内一些亲恩维尔的军官，并明令禁止恩维尔本人及其手下进入土耳其本土。
苏俄政府对双方的说法不置可否，但明显因为此事疏远了恩维尔，鉴于土耳其共产党已经在黑海事件中团灭，苏俄开始大力支持凯末尔，苏俄的考虑是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苏俄不是沙俄，没有罗马情节的束缚，在苏波战争失败的不利形势下，让亲英的希腊在小亚细亚建立一个新的“拜占庭”显然不符合苏俄的利益，而恩维尔日益严重的泛伊斯兰和泛突厥思想使他已经不适合作为苏俄在土耳其的代理人，所以，黑海上那艘倒霉的船究竟是谁弄沉的，已经不重要了。
当时的苏俄领导人托洛茨基决定对土耳其局势采取三边下注的策略，却被凯末尔用沉船破局
凯末尔得到苏俄的全力援助后，获得了抗衡希腊的能力，越来越多参加过一战的爱国官兵聚集到凯末尔麾下，凯末尔逐渐拥有了和希腊军队决战的实力。希腊军队深入土耳其腹地，补给线拉的太长，经常遭到土耳其游击队袭击，希腊国内因为战争久拖不决，反战情绪高涨，英法美之间因土耳其问题的分歧越来越大，希腊从西方获得的援助越来越少，迫切的寻找决战机会，希望能够一次性摧毁凯末尔。
1921年7月，希腊军队发起了总攻势，9万希军攻入安纳托利亚高原，迫近安卡拉，迫使土耳其国民军决战，7月28日，土耳其国民军战事不利，节节败退到萨卡里亚河畔，本来支持凯末尔的苏俄眼见土军不利，立刻安排恩维尔赶往巴统，并在苏土边境陈列红军重兵，准备等凯末尔战败后，迅速利用恩维尔介入土耳其。
凯末尔和整个土耳其民族在1921年的8月迎来了生死关头，面前是要将土耳其亡国灭种的希腊军队，背后是随时准备捅出致命一刀的苏俄“盟友”。凯末尔一边分兵部署在苏土防线，防止苏俄背后插刀，一边决定在萨卡里亚东岸进行背水一战，8月23日，7万5千名希军携带300门大炮猛攻土军，土军因要防备苏俄，只集结起5万5千人的军队和160门大炮，形势极为不利，凯末尔向全军号召：“防线是没有的，我们只有血肉的防线”，希军一度几乎突破土军防线，最终在土军一战老兵的拼死抵抗下成为强弩之末，凯末尔亲自指挥军队在希军左翼薄弱处发起反攻，希军全线溃退，凯末尔肋骨被流弹打断，为避免影响士气，凯末尔秘而不宣，简单包扎后继续指挥作战。至9月13日，希腊军队已被逐出萨卡里亚东部。
1921年8月，土耳其民族的生死存亡之战，萨卡里亚战役爆发
萨卡里亚大捷后，希土战争的根本形势发生变化，本来就三心二意的法国和意大利率先与凯末尔媾和，英国对希腊的支持越来越少，苏俄召回了恩维尔，加大了对凯末尔的支持力度，至1922年9月18日，除一部分希军乘坐英军船只退回希腊外，所有小亚细亚的希腊军队均被消灭。土耳其赢得了
此时，恩维尔帕夏作为凯末尔和土耳其共和国最危险的敌人，却用一种奇特的方式自我了断了，在失去了利用价值后，恩维尔向苏俄领导人表示，他能够利用自己在穆斯林中的威望和苏丹女婿的身份，帮助苏俄平定中亚的巴斯马奇（中亚反抗苏维埃的土匪武装）之乱，苏俄领导人相信了他，然而他一到达中亚，就加入了巴斯马奇运动，最高时指挥着多达两万人的土匪武装，他试图用这些人在中亚复兴奥斯曼帝国，然而在苏俄红军来讨伐他们之前，这些杂七杂八的人就自己厮杀起来，身陷绝境的恩维尔在1922年的古尔邦节（8月3日）这一天，告诉部下他梦见自己战死了，1天之后，恩维尔在距离中国边境不远的地方被苏俄红军包围，身中五枪而死。
苏俄红军代表与巴斯马奇代表进行和平谈判
恩维尔的死去不仅仅是他与凯末尔性格的不合、理念的冲突和一系列个人恩怨的终结，更象征着奥斯曼帝国的彻底死去和土耳其共和国的浴火重生，1923年7月，土耳其与英、法、意、希、日等协约国在瑞士城市洛桑签署了新的和平条约，确立了土耳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从而使土耳其民族解放斗争的成果得到了法律意义上的肯定。1923年10月，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凯末尔成为首位总统，土耳其最终放弃了帝国的领土和宗教遗产，成为了一个世俗化的中等正常国家。1935年，凯末尔下令将奥斯曼帝国强行改成清真寺的东罗马圣索菲亚大教堂辟为博物馆，向世界宣示土耳其将成为一个世俗化的民族国家。
如今作为博物馆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曾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后被奥斯曼帝国强行改建成清真寺
后记：1996年，土耳其共和国迎回了国父凯末尔的敌人恩维尔帕夏的遗骸，安葬在伊斯坦布尔的烈士陵园，并为他举行了国葬，这标志着凯末尔遗产崩溃的开始，之后的20年中，凯末尔一手确立的政治格局和世俗氛围逐步崩盘，恩维尔的灵魂再次游荡在土耳其上空，把手伸向凯末尔毅然放弃的那些奥斯曼故土，带着红底白星月标志的军人时隔一个世纪之后，再次出现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街头，甚至开始对万里之外的中国内政说三道四。恩维尔帕夏似乎以埃尔多安的名字重新降临人间，然而曾经保卫土耳其共和国的凯末尔将军，却似乎再也没有出现。
土耳其共和国国父穆斯塔法·凯末尔的位于安卡拉的陵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