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0余华的文城里的经典句子，余华新作《文城》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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睽违八年，余华的新小说《文城》终于在2021年面世了。
然而相较于期待与赞赏，这本书却收获了大量对余华“江郎才尽”的评价，混乱的叙事与退步的笔法就如同八年前的那本《第七天》一样“退步”。
在《文城》的作品研讨会上，有人言辞犀利地将这部作品称为
“温情是余华退无可退的底线。”
我细细读完这本书，感慨良多，《文城》虽然没有视觉上的奇观和冲突强烈的悲剧，却是一本少见的在精神上超越人性的小说。
不再坚持单一“零度写作”风格的余华完成了一种温暖朴素的叙事，在这里显得尤为动人。
不同于《第七天》的魔幻，《文城》选择了历史中的某一处作为表现现实主义传统的新归属地，抛开了人心诡谲的现代社会，转而书写一出清末民初的凄美爱情，在一个非典型的传奇故事中描写总在善与恶边缘交织的人性。
文城，一个介于真实与虚幻中的城市，它牵绊着林祥福的一生。
文城，文城，你随口一句文城，便成了一个人一生追求的尽头。
心之所向的真假文城余华对这本书的寄语发人深省：
“时代的洪流推着每个人做出各自的选择，这是一个荒蛮的年代，结束的尚未结束，开始的尚未开始。”
任何作家都拥有自己的成长曲线，但余华往往被我们视作常年占据最高峰的一位。
他是为数不多只靠文字便能带给人极大心灵震撼的作家，叙事冷静而冲击性极强，犹如手术刀精准剖开人性与社会的苦难，而毫不见血。
而在这部《文城》，却很显然不像这位“余华”所写的。
它重新回归了现实主义，却也没完全回归至从前那种我们熟悉的底层困境，也不再那样冷厉与残忍，而是借着具有传奇意味的传统叙事书写出对底层的关怀。
这部小长篇的情节十分简单，它记录了清末民初的混战时期里，一个男人林祥福南下寻找妻子一路的所见所闻。
前半部分是关于“文城”如何被提及与林祥福如何寻找文城的故事，在后面的《文城补》中，以一种番外与回忆录结合的方式，以小美与阿强的视角补全前面的叙事残缺。
书中的林祥福是一个生长在北方的老实男人。溪镇人第一眼看见的他是这样的：
“一个身上披戴雪花，头发和胡子遮住脸庞的男人，有着垂柳似的謙卑和田地般的沉默寡言。”
二十多岁的他遇到一对从异乡文城而来的兄妹，南方温润的水土擅养美人，林祥福见了妹妹小美一眼便心之所向，所谓一眼万年，也就不过如此。
恰好小美生病发烧，哥哥阿强要进京寻亲，希望把妹妹小美留在这里养病。
林祥福是个善良之人，即使毫不了解这对兄妹的身世背景，人品好坏，只知道一个似真似假的“文城”，却仍然伸以援手答应照顾小美。
日子一日日流走，树与飞鸟改换了几季，阿强仍然没有回来，也许也再也不会回来，林祥福和小美便决定生活在一起。
正当林祥福觉得人生安稳岁月静好之时，小美却消失在他的生活中，连带着林祥福辛苦积攒的一半金条。
林祥福幡然醒悟后恸哭自己不孝，消沉一段时日决定忘记小美，她却带着怀孕的身子回来，说要为林祥福生下来这个孩子。
林祥福死灰一般的心重新在痛苦中复燃，被欺骗和背叛的滋味最终不敌他对爱情与家庭的渴望，他原谅了小美，也不再追问金条的下落，良善的他安慰自己也安慰小美，剩下的金条比失去的多，重回的小美也比过去的伤害更珍贵。
但林祥福想尽力守护的家庭终究只是他一个人的愿景，小美生下孩子的再度离开，让林祥福决心寻找她到底，从而带着襁褓中的女儿踏上了去往文城的漫漫长路。
他一路行到溪镇，这里的方言和小美的十分相像，种种风景都让林祥福觉得，这里虽然不叫文城，却就是小美与阿强的文城。
在后篇的《补》中我们才看到另一条故事线，交代了小美与阿强本为夫妻却为生计出门行骗的故事。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场看似刻骨铭心且令人扼腕的爱情中，这场蹉跎林祥福二十年的追寻之路中，这个文城，原来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写下，“一部悲剧由结和解组成。”
于是阿强与小美的行骗，与林祥福的受骗，一结一解，成就了这部《文城》的凄美悲剧。
对于林祥福的遭遇，我们很难他的认真追求下出毫无意义的论断，那样太过残忍，也太过悲情。毕竟对抗毫无意义的虚假生活，唯有用真诚的信念才能跨越这道鸿沟。
余华大概也是这样想的，于是他赋予林祥福短暂的爱与和平。
林祥福在此间平静的生活二十年，仿佛忘记来这里的初衷，直至猝然死于盗匪之手，关于文城的故事在这里戛然而止，也再也没有提及小美半个字。
谁又能说的清文城的真假呢？溪镇是真实的现实，而文城是文学的现实。
无论故事最终走向哪里，小美的真相如何，林祥福的溪镇就是文城，那个最初他因为小美记住的地方，最终成为了他后半生的归宿。
文城，代表一个虚假的谎言，也代表一个人一生真诚的付出。
南腔北调的爱情悲剧如果说《活着》是命运与时代下人被磋磨成粗粝石子的苦难，《文城》则更像是将石子放在蚌中等待它孕育的苦难，将视角完全放置在普通家庭的变故，展示底层人民身上无可更改的悲剧走向。
而林祥福这一生的悲剧，可以说是从他跟小美的爱情悲剧起始的。
林祥福与小美一南一北，如果不是冥冥的命运与缘分，也许两人一辈子也不会相识。
林祥福是一个典型的温良恭顺的北方男人，他的沉默与宽厚如同方一望无际的田野，踏实地扎根在土地中。
他生活条件优渥却命途多舛，五岁时父亲离世，十九岁时母亲离世，从此在世间孑然一身。父母亲情的缺位使得林祥福对于组建家庭的渴望与使命感远超常人，也异常地恪守传统的伦理道德。
而反观小美，小说中伴随她共同而生的场景全部由江南水乡的意象组成，小桥流水与吴侬软语，充满着秀美和安定意味的环境使得小美第一眼看起来像一个宜室宜家的传统女子。
在异乡隐藏一个人的过去实在轻易，所以林祥福便被这种表象欺骗了，深深地陷入进去，不知小美被欺辱轻贱的过去，也不知这女人内心的真实想法。
她作为童养媳的身份注定无法反抗上一辈强权的压迫，所以她和阿强出逃行骗，怀孕后的回归与再次出走，全归因于她在长久压迫中对金钱的渴望。
一个愿为所谓的天伦之乐放弃人生的其他一切，另一个却认定家庭伦理与人品道德在金钱面前不值一文。小美与林祥福的第一重悲剧，便是因为本质的追求不同。
第二重悲剧是包含不可抗力的悲剧，也是余华许多作品中的共同表达：无人能够逃过命运的造化弄人。
所谓的命运不可捉摸是无论善与恶的，林祥福这样不掺杂一丝恶因子的好人也会猝然死亡，土匪这样作恶多端的人也不一定会受到惩治。命运使得林祥福在二十四岁遇到小美，也使得小美与阿强得到金条却死于祭天，所有刻意的相遇与离开、欺骗与背叛都躲不过命运之手的捉弄。
余华赋予他们的命运以一个诗意和充满神性的回答：
“他们之所以遭受不幸，不是因为本身的罪恶或邪恶，而是因为犯了某种错误。”
阿强与小美的欺骗便是他们的错误，而这错误的后果实在太过深重，深重到搭上另一个人的一生乃至性命，才勉强终止。
《文城》和《文城补》的关系仿佛一南一北永不相交的两条道路，却因命运被安排在一起。
北方是小美的异乡，南方是林祥福的异乡，他们始终没有找到彼此都能够有归属感的地方，所以无论情爱有多么深刻的纠葛，走向悲剧也是必然的。
在这篇小说中你再难体会到某一刻铺天盖地的哀恸，而是一寸寸碾过的悲伤，对命运的无可奈何。
比如小美与阿强死在那场祭天中，那天是林祥福初到溪镇的第一天；
比如林祥福如此维系这个家庭，却跪着死在了他抱女儿经过的城隍庙前；
再比如运载着林祥福的棺椁经过小美的墓前，却没人知道这桩故事，谁也来不及问人生圆满或缺憾，只剩下近在咫尺确实生不复相见。
诚然余华不再有从前作品那样鞭辟入里的批判，但在温情之余融合一丝残忍的东方美学，何尝不是一种转变与突破。
林祥福与小美的结局仿佛要比翼着梁祝，真真假假死死生生，刻骨铭心的爱化成了毕生追求，如同蝴蝶一般指引着林祥福寻找那座“文城”。
至善至恶的人性关怀《文城》的创作充满着与余华不符的“人性之美”，这本书的创作像是余华历尽千帆、洗尽铅华后重审人世间终于发现人性的闪光，于是把五分挖掘成十分，进行了大书特书。
我们希望一个被冠以尖锐之名的作家永远保持着以笔为枪的锋利，但我们常常忘却，文字的力量不止于此。
《文城》中关于伦理道德和传统人情的阐述、对人性善恶交织的坚守和映照，是更为难得且诚恳的。
如果说《活着》里的人物是命运对善人的捉弄，《兄弟》充满暴力与荒诞的图景，那么《文城》便是恰好在两者中间，既书写人间惨剧，也书写田园牧歌。
林祥福是一个时代理想主义者的化身，他拥有着几乎完美的品质与信念，坚守自己的道德与理想之路。
而《文城》中林祥福在溪镇碰到的人们便是一种群体善良的映照。小说中这样写李美莲的出场：
“李美莲把女孩抱到胸口时，林祥福看见一个母亲的神情，李美莲赞叹女孩的美丽，......她摘下女孩的绸缎帽子，不断凑到女孩的头发上闻一闻。”
短短两行，将李美莲身上的良善以及普世性的慈爱描写的淋漓尽致，她和丈夫陈永良对待这对初次见面的父女展现出最淳朴、最真诚的善意。
除了塑造这一对符合中华文明传统意义上“可托付生死”的夫妇，村民们的抗匪过程是体现群体性善良的重要节点。
小说中溪镇没有官府的存在，我想这是一种关于社会的动荡与混乱无人管束的隐喻。
而在这种时刻，陈永良带着齐家村自行组织抗击队，联合其他村庄抗匪，便显出群体意识和团结意识。
在乱世当中，绝大多数人为保自身利益逐渐形成“独善其身”的观念，而在这片尚且朴实的土地上，村民却能够践行为他人便是为自己的精神，展现出群体性善良的伟大之处。
另外，《文城》也塑造了恶，那就是站在村民对立面的土匪造成的灾难，以及犯下过错寝食难安的小美与阿强的故事。
在讲述这些人的环节中，余华又重新回到他最擅长的死亡叙事中，以极其有冲击力的笔触书写命运的阴暗面。
余华这样写毫无人性丧尽天良的土匪张一斧：
“他爱吃用黄酒爆炒的人肝，抓去的人票一旦没有送来赎金，就将人票生剖开膛，在锅里爆炒后成了他的下酒菜。”
六百多口的齐家村被屠戮近三分之一，而张一斧毫无悔过之心。与其说他是残暴的土匪，不如说他是披着人皮的野兽，人性至恶便退化成动物性，而动物性是无法在人类已有的文明社会生存的，这是《文城》要表达的。
但余华书写暴力并非一味展示苦难，而是借这种极度的震撼使得读者在品味人性之善时，能够留有余甘。
阿强与小美被冻死的那夜:
“小美也感到身体越来越热，她呼吸急促心跳加快，她解开棉袍上的布扣，......解开里面的衣服。”
人被冻死的过程何其残忍，余华却用热来写冷，在残忍的背后藏了一分悲悯，让两人死前仍然有了一份美好的幻象。
最后，余华终于好心的在这里给予一个人好的结局，那就是林祥福的女儿林白家。
她拥有李美莲夫妇对她长达十三年视如己出的照拂，拥有父亲的关爱，饱受新教育的熏陶，我们有理由相信她是能够真正摆脱枷锁，获得自由的一代。
《文城》 是一个过去的关于历史的故事，是一个融合着幸福与不幸的故事，它兼具着散文的诗意与小说的紧凑，节制的情感与磅礴的关怀。
回到书中，阿强说，“没有一个地方叫文城。”
走进现实，却总有一个地方叫做文城。
参考文献
[1] 郭雨欣.《文城》与余华的叙事限度[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2] 詹雪娇.论《文城》中基于伦理内涵的诗性正义建构[J].艺术科技,202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