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0第八个嫌疑人上映了吗，第八个嫌疑人预告片

作者:李宁

近两年来，国产现实主义电影的创作备受瞩目。尤其是这一年，《保你平安》、《消失的她》、《把你所有的蛋放在八角笼里》、《我穿越风暴》、《学爸爸》等电影纷纷涌现，其中不少电影都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这些电影基本都是以社会新闻或真实事件为题材，“取材真实”、“关注现实”成为竞赛的特点。借助Tik Tok、微博、小红书等社交媒体，频繁制造热点话题，引发公众情绪，形成媒体事件，使得文本呈现出明显的新闻性和话题性内外趋势。与此同时，这一波创作潮流也引起了人们对如何改编真实事件这一问题的关注。

电影《第八嫌疑人》剧照

第八名嫌疑人也是如此。除了主演大鹏颠覆性的表演，影片的另一个卖点是对1995年被列为全国十大案件的“12.22番禺抢劫运钞车案”的改编。影片的海报上，不仅直接打出了“改编自建国以来最大武装抢劫案真实案例”的口号，还突出了“真”字。真实的案件，警察和土匪的对抗，电影获奖演员的变装表演，以及Tik Tok等社交媒体的持续推广，使电影的话题一直居高不下。

但从最终的呈现效果来看，“真实事件改编”这个最醒目的标签却成了影片最大的软肋。

事件依赖:影片成为大小事件的简单拼接。

对于真实事件的改编，需要把握真实事件与艺术虚构的平衡；电影《第八嫌疑人》显然过于忠于案件本身，患上了一种“事件依赖症”。

从故事情节来看，影片几乎是一步一步的参考原著，展现了主角从密谋抢劫、潜逃海外、改名换姓到最终归案的全过程。其实创作者在体裁和风格上都有很多想法:前半部分偏向港式警匪片，后半部分则转向更现实、更日常的风格。但整个故事直截了当，主要人物的命运掌握在观众手中，缺乏戏剧性和悬念。《第八名嫌疑人》这个片头制造的悬念在影片中始终没有体现出来，成了可有可无的噱头，多少有点标题党的嫌疑。改编本该是艺术上的再创作，但《第八嫌疑人》却差点被拍成了一个简短枯燥的案情回顾。

更明显的问题是创作者没有意识到，文艺作品的改编和真人的改编是不一样的。

比如基于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往往是经过原作者对现实生活的过滤和编织，基于相对流畅的故事逻辑。但是，现实生活中的社会新闻等事件，往往具有突发性和偶然性。要把它搬上大银幕，就要把偶然的日常事件用合理的叙事逻辑进行转化和连接，挖掘日常事件背后的深层动机，赋予现实生活以结构和意义。而《第八嫌疑人》中各种情节之间的串联，几乎都是巧合实现的。警官王守月(林家栋饰)第一次因为交通噪音走访陈新文(大鹏)建筑公司，意外撞见陈新文等人密谋抢劫的现场；王守月找到了逃亡多年的陈新文的踪迹，靠的是偶然打开的一个朋友圈；王守岳通过随机询问路人，找到了陈新文的落脚点；而杨芳(齐)则是通过说“老乡”来介绍陌生人进屋。太多巧合的段落削弱了故事的合理性，使影片成为大小事件的简单拼接。

工具人群形象:人物缺乏纠结感和宿命论。

对事件本身的过度依赖，不仅让第八嫌疑人过度使用巧合来连接剧情，也让影片的人物塑造过于功能化而忽略了立体感。除了主角陈新文改名换姓带来的人物丰富性，其他人物几乎都成了功能单一、缺乏丰富前史和深层动机的工具人。

就抢钱团伙而言，影片只是直接硬生生的交代了他们策划、实施、抓捕的过程，并没有深挖几个劫匪的动机和心理。比如除了陈新文和陈新年(孙杨饰)，为什么其他五个劫匪都走上了挑战法律的道路？他们怎么会有不同的传记？影片并不试图解释，只是让几个劫匪各司其职——他们的任务是参与抢钱计划，因高调挥霍而被捕，以确保故事中只有陈新文兄弟逍遥法外。

即使对强盗头子陈新文来说，他的性格准备也不充分。尽管陈新文遭遇了商业挫折和金融危机，但他为什么下定决心去冒险呢？影片没有给出完整的解释，只是用少年和表哥陈新年抢出租车的往事来敷衍了事。在影片中，被尊称为“文爷”，并被父亲称赞为“聪明”。但影片并没有表现出他傲人的江湖精神或聪明才智，更多的是描绘了他落魄低调潜行的一面。如果陈新文具备上述素质，他应该为抢劫制定一个详细而全面的计划，而不是匆忙逃离，他还应该谨慎，以避免被暴露为一个误入新闻镜头的旁观者。

在正面人物中，警察贺兰(张颂文饰)也是一个典型的工具人。观众对他的生活背景和情绪状态一无所知，而他的角色功能就是在抓捕中主动代替王守月被枪杀，从而让后者内疚多年。这个角色的全部魅力，不在于剧情逻辑中角色的行为，而在于演员表演的细节:他在牺牲前强忍疼痛，从弹匣中取出子弹的动作，让这个角色散发出某种真实的质感。

由于很多人物没有细致的准备，人物之间的深层关系也没有建立起来。总的来说，陈新文/陈新年和王守月/贺兰的兄弟关系，以及陈新文和王守月的对手戏是影片中最重要的三对人物。但除了陈新文和陈新年的生死之交，其他两对人物的构建都不太成功——王守月和贺兰的感情关系在影片中没有很好的描述，导致王守月对凶手的执着追求直到退休。作为警匪片中常见的“黑白英雄”配置，陈新文和王守月在前半段的故事中几乎没有实质性的生活交集，这让他们失去了很多棋逢对手的纠结感和老友重逢的宿命论。

缺乏意义:正面人物无法平衡反面人物的吸引力。

需要进一步看到的是，警匪片作为一种电影类型，往往借助犯罪故事呈现人性和社会的某种失序状态，进而缓解集体的某种焦虑或困境。而对表面案件的过度关注，使得第八嫌疑人无法更多地关注社会事件背后的人性复杂性和社会结构性问题。

这部电影的英文名是Dust To Dust。从陈新文兄弟躲藏多年仍逃不出法网的经历中，真的能体会到一种天涯若比邻、尘埃落定的宿命感。此外，影片更像是一部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为主题的法制教育片。事实上，借助于这个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并延续到21世纪的案例，电影本可以观察到中国快速推进的社会进程中暴露出的一些症状，从而产生更深刻的意义和价值。但很明显，创作者的眼光总是局限在有限的几个人物身上，缺乏更广阔的视野。

导演李子俊在采访中提到，他将利用这部电影来讨论人性和道德问题。但其实影片对人性的探讨并不深入，还停留在“罪犯也有人性”的层面。影片中人性的复杂性也得以外化:一方面借助凶杀事件凸显陈新文冷酷无情的性格，另一方面借助温馨的家庭关系刻画其温暖柔和的性格。至于陈新文更复杂的心理状态，这部电影显然是不够的。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陈新文这个人物，该片应该符合目前国内影视剧热衷于塑造悲剧反面人物的趋势。近年来，国内影视剧涌现出一大批反派人物，如高琪强()、叶(《三体》)、祁同伟(《人民的名义》)、张东升(《隐藏的角落》)和《沉默》(长季)，《陈新文》似乎也在此列。在影片中，陈新文被塑造成一个爱妻女、思念父亲、捍卫哥哥的好男人，就像一个朴实真诚的家庭伦理代言人。有一个场景特别感人:以莫志强的身份走进婚礼的那天，陈新文拨通了老父亲的电话，面对着自己的手机，默默地跪倒在地。很难不对这样的场景感到同情和怜悯。但问题是，这部电影并没有深刻地追溯和解释陈新文复杂的人性，而是为了复杂和同情而同情。同时，王守月、贺兰等正面人物过于单薄，未能平衡负面人物的感染力。因此，对陈新文这一反面人物的过度同情也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为恶辩护的危险。

(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