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花开》没有大义秦商只有大义情商，赵大人向周莹表白太肉麻

有时候情绪太多不是好事，反而会显得没心没肺。这是常识。但遗憾的是，《那年花开》的导演们犯了这个常识性的错误。

应该说《那年花开》的制作还是一部优秀的剧，但导演们为了拉长“爱”字，把剧拖出了故事，同时也让它与精品脱节。从《那年花开》的原名就不难看出，这部剧的导演们似乎都有拍一部商业剧的初衷。但当这部剧到了尾声，人们会发现导演们已经失去了初衷，变成了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之间的“情感游戏”。甚至，“大秦怡商”应该被称为“大义情商”。

其实叫“正义情商”也不错，但问题是《那年花儿》的导演们没有把“尚”字扔干净，让这部剧有了一些不伦不类的意味，看一个问题就没那么好看了，所以暴露了。

第一个问题是《那年花开》的导演有些不厚道，就是剧有原型。这个原型是周莹。用《那年花开》导演的话来说，就是原本是江湖少女的周莹，奇迹般的变成了豪门，无缘无故的陷入各种利益博弈中。周莹以其独特的智慧，在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和家庭矛盾中，最终打通了东西方经商之道，成为晚清“女商人之圣”的传奇。但现实是，周莹的钱来的太容易了，在商业上也没有什么开创性的工作，更不用说“女商人”了。在一个女人对三个男人的游戏中，《那年的花》的导演们确实有一些“对不起”的原型。如果已经去世多年的周莹能看到这出戏，她会非常生气。

没有人要求《那一年的花》的导演为周莹拍一部纪录片，但艺术界似乎有这样一个规律，塑造必须高于生活的原型，这叫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然而，这一年《花儿》的导演们瓦解了周莹的原型。剧中，周莹没有商业主动权，不是“女商人圣人”，而是“情圣”。人人都爱她，可她身边却没有男人，让人只有叹息。那一年，花儿妖娆，女儿却在做什么(为了生意？谈恋爱？)好像要很久才知道。

第二个问题是“情感”和“商业”都兼顾了，结果忽略了一个。先举个例子，就是《西游记》拍摄的时候，他的导演在电视剧里加入了女儿国和唐僧爱情的感人描写，以此来说明唐僧也是凡人。这个情节被认为是相当成功的，受到了广泛的好评。这叫什么？人性！当然，观众不希望当年的《花儿》导演把周莹打造成只会赚钱的贞节牌坊。有一个合适的“爱的香料”是很正常的，甚至是对剧本身的一种提升，但当年的花儿导演们都滥用了这个东西。

如果说梦想嫁给沈公子是人之常情的话，那么赵大人也没必要通过吴四叔向求婚，这就有些过分了，让人觉得并不稀罕，一切都在某种掌控之中。更细心的观众一定会发现，赵对的表白是如此的恶心，以至于从那天起就不攻自破了...我爱你之类的，让人不好意思说出来。导演没必要苛求这种浪漫，因为真的不好刻画人物。况且赵大人也是高官，很难相信他会莫名其妙地爱上一个寡妇。

《那年花开》里有很多这样不合逻辑的东西，但只有一句话:在演“爱情”感人的同时，导演们不忘戏子的义。比如周莹办学校之类的，因为钱来的太容易了，让人觉得这些东西没什么分量。它不仅没有突出周莹爱情的价值，也没有抓住周莹做生意的伟大意义。

带着以上两个问题，《那一年的花》似乎有点戏。也许压缩到一半会更好看，重点在一端。不过现在说这些好像也没什么实际意义了，因为《那年的花》基本已经播完了。那我们一起来结束这篇短文吧。

如果说《那年花开》还能给我们留下一些启示的话，那就是对于观众来说，电视剧并不一定越长越好；对于导演来说，不是每个人都能硬着头皮；对于演员来说，并不是所有的戏和角色都能演。

最后一点其实是说给《周莹》的演员孙俪听的。在这部戏里，她演得不错，但作为一个女演员，不可能拯救全剧，尤其是像《那些年的花》这种“重伤”的戏，对演员本人真的不好。(文/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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